西方女性在穆斯林国家里为个人自由的限制而挣扎。在许多传统家庭和国家里，女性从来不会独自外出，也不会在没有丈夫同意的情况下外出。
女性通常与自己的丈夫、亲属或是一个朋友出去。所以人们很少看到女性自己上街或独自吃饭，除非她们正要去上班或去学校接孩子。在北非的一个城镇里，当地人注意到的跨文化婚姻不对头的第一个标志就是西方的妻子总是单独出门，早晨和傍晚还在城里闲逛。家庭不把她当作一个守信的妻子对待。当婚姻在妻子怀孕后变得更为稳定之后，她就不允许再像个观光者那样四处乱逛了。家庭会通过更多地限制她的活动适当地照顾她和她自己以及家庭的名誉。

一位住在马来西亚的美籍亚洲女性说：
“这对我来说一直有点难，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自由独立。为了达到当地穆斯林的标准，我穿着比较保守。我不戴蒙头巾，尽管人们觉得很奇怪。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意识到这点。我以前还做过其它奇怪的事情。我独自去拜访我的穆斯林朋友们。我的朋友曾跟我说：“你真是勇敢，自己独自出门！”我还天真地回答说我不害怕因为耶稣和我同在。最近，一些在一个商场里工作的女士们告诉我她们一直以为我还没结婚，直到有一天我和丈夫一起去买东西她们才明白。我问她们为什么时，她们说因为我自己溜达的时候看起来满不在乎的样子。

另一次，一位和我一起学驾驶的妇女得知我单独上街买东西的时候很是吃惊。我问她一般会和谁一起去，她说和自己丈夫或者姐姐或者她母亲。她从来没自己单独上过街。同一天，我去拜访了两位食品摊的女摊主。她们都感到很诧异，因为我丈夫竟然没去接我回家。其中一位女摊主提出要送我到汽车站。我不想给她们添麻烦，所以就拒绝了她的帮助（后来我为此后悔不已）。我离开的时候，她们中的一个开玩笑说我像个单身女孩儿似的，她们俩人都告诉我要小心点。事后想来，我应该让她们送我一程。她们关心我的名声。

即使是单独出门的女性也会不愿在天黑后出去。这其中出于对名誉的考虑要多于对安全的担心。然而，大多数东方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不愿自己单独一个人。晒太阳浴的人们会在沙滩上聚成一群群的，留下大片的空地。人们结伴儿一起吃饭，一起上街购物，一起走。传统家庭还经常睡在同一间屋子里。独自一人是某种孤独的监禁，而关怀的社会不允许其发生。人们怀疑那是精神不健康的一种标志。

正因如此，不断向一位丈夫重复他妻子告诉你的事情是不明智的。在女性受虐待并且没有法律保障的婚姻里，女性常常借助狡诈和诡计以求情感上的慰籍。一个妻子受压迫的结果是在婚姻关系中没有互为最亲密的朋友或共同继承生命之恩典的感觉。有些女性保持一种严密保护的私生活，不与人分享对外人看来哪怕是关于她们家庭的最微不足道的信息。比方说，如果一位女性没有离家出门或者拜访家人或朋友的自由，她可能会请求准许去公共浴室。女人们一去就花三四个小时，利用这段时间看望朋友，放松一下。一旦获准可以去公共浴室，她可能会顺路到朋友家坐一会儿或者迅速地买点东西。如果，比如说，你在一个她本不该出现的地方看到她后，顺嘴向另外一个人提起你在那儿碰见她，这么一点点的评论就可能引起一个大问题以及她的自由的丧失。一个表面上极微小的议论会导致一个家庭内部的争吵，甚至是离婚。最起码，你会失去她对你的信任。

一位嫁给阿拉伯人的美国女性在街上与一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发生了件不愉快的事。她没跟自己的丈夫提这件事，不然他会觉得必须去找那些男孩子算账以挽回名誉，而且他还会埋怨她不懂得如何在街上处理自己。第二天，她和丈夫在街上走，碰见了她的美国老板。他开了个关于那个事件的玩笑，在他头脑里那件事根本就无足挂齿。可是夫妇俩回到家却为此大吵了一架。

大部分穆斯林生活在从仅仅的不民主到恐怖体制之下（国家是你的敌人，警察也是你的敌人）的不同国家里。信息是权力，因为信息可以被用来对你不利。人们互不信任，害怕敌人，所以任何信息都不会白白被给予出去的。孩子们被教导不与外人分享任何有关家庭生活的信息，也不可以信任警察。他们告诉警察的任何事都会家庭不利。外人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听的过程，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可以分享的。

当地人总是会留心言外之意，注意没说出来的线索。没人愿意成为坏消息的信使，所以如果家庭成员生活在海外的话常常不被告知家人的噩耗。一个朋友在事发一年之后才得知她的哥哥在两伊战争中牺牲了，因为她注意到在刚收到的照片里每个人都带着举哀的标志。当地人通知家属一个近亲去世了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告诉他们赶紧来因为那个人“病重”。我们就曾经有过令人沮丧的经历，当我们依靠穆斯林家庭成员传递我们不能照计划拜访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把消息带过去，因为“只有安拉知道未来怎样。为什么告诉他们可能不会发生的坏消息呢？”

何时我才能做我自己？
我们尽力按照当地习俗生活的时候可能会很艰难。但是我相信有一个方法可以使这些局限转化为属灵的收益。通过自愿地顺从于穆斯林朋友们也同样承受着的种种限制，基督徒就可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了。西方女性很少可以真正与穆斯林朋友互通，或者理解她们的挣扎，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是不同的。但我们可以选择尝试采用她们的观点，在她们的世界里生活。以尽可能多的方式支持穆斯林女性，在界限之间分享基督的生命。这对我来说，就是活出福音的意思，并且为人们留下一个可以被复制的信仰典范。

如果世俗女性和穆斯林女性可以放下个人的喜好，服从于她们并不同意的伊斯兰习俗，基督徒女性也肯定可以为见证的缘故一样做。基督放下他所有的荣耀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为要指示我们回到天父那里去的路。我们也有一个机会，为基督的缘故放下自己。我们有一个机会来追随那一位放下一切为使我们能得到他的话语的主的脚步。

学习以新的方式生活，就像所有新鲜事物一样，在一开始的时候会不容易。起初，我发现自己很难在阿拉伯女人所要履行的角色之间转换。有个很流行的笑话说一个阿拉伯妻子的愿望是“下得厨房，上得厅堂，握紧钞票，颠转卧房”。在笑话中，男人希望妻子拥有所有这些品质，但却都是在错误的房间里！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四分五裂的人，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也因为失去自发性而挣扎。
一位现在正享受自己在安曼的生活的西方女性说道：

我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了，特别是那些被我称做“表演”的部分。也就是比我在西方做得更为坚持更为热情。因为每当我以那样的方式待人接物时，我就觉得那样不像我自己（尽管我的朋友们非常喜欢我那样，而且当我以自己的行动说服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做出回应），我还是把它称作表演。但我越是那样做，就越觉得自然，而且我也逐渐成为这个更热情的人了。那更像是开发出一个第二个自我，在适当的时候就会出现的东方的我。

她正学习着为不同的环境培养出适宜的性格。学会在两者间来回变化可能会花好几年的时间。它意味着学习以不同于她在美国时传递这些感情的方式表达和善、友谊和忠诚的那部分性格。一个曾多年生活在阿拉伯世界的男士说甚至当他和一位阿拉伯的老朋友通电话的时候，一个不同的性格就会出现。他变得更为活跃、外向、有趣。

有趣与所有这些关于恰当得体的讨论似乎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然而，每当我想到阿拉伯社会，我联想起的第一副画面就是一次聚会。为主办一次聚会而学习如何表达好客之情。阿拉伯人非常合群，喜欢乐趣，而且一般对居住在他们中间的陌生人也很热情友好。但是阿拉伯人往往把西方人视作很冷淡，所以我们需要以他们所认识的方式表达温暖。表达情感是无需避免的事。当我在摩洛哥为我父亲的去世而哀痛时，我和一位当地朋友去拜访一位理发师。有几句话使我禁不住痛哭起来。我当时为自己在公共场合下表露如此的感情而尴尬不已，试着尽力控制自己的时候，那位理发师大声地宣告说：“噢，这个西方人有感情啊！”

为母之道
最近的日常生活模式是女的独自在家照顾幼小的尖叫的孩子们，而男的整天在外面赚薪水。这样的模式并不是世界历史中的一般家庭典范。宣教士们的婚姻在这种行为模式的压力之下（除了跨文化生活的压力之外）也会破裂。一个普遍的因素是女性的不幸福。“我是谁？”和“我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呢？”是许多年轻的基督徒母亲的痛苦疑问。无论是生活在海外还是留在西方的家中，许多女性多年忍受着不能“出去服侍”的沮丧，因为她们还得照顾年幼的子女和家庭。

多少基督徒母亲感受过无法实现自我价值也不能成为基督的使者，因为时间都被换尿布和收拾烂摊子给占用了？由于母亲们要花费大约十年的生命主要照顾家庭，生命的剩余时间也是以家庭为中心，她们需要一个符合圣经的观点，如果服侍基督的真正方式只是通过在街上宣教、教导圣经，那么基督徒们就应该雇佣全职的工人照管房子和子女。但是，既然上帝立定母亲的职分并喜悦负责任的父母，就和大使命的实现一样，上帝必然也为母亲们预备好了计划。

事实上，圣经勾勒出了女性在教会中的事工，那是一种特别为女性因作母亲被“拴在家里”的年月量身定做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使命是示范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作为向非基督徒做的见证和新基督徒效仿的典范。保罗不断地嘱咐年轻的教会“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腓立比书４：９）如果我们能够示范作为基督的门徒的唯一方式是雇佣全职保姆的话，那么在信仰里比我们年轻的那些人如何向我们学习呢？如果事工只是事必躬亲的福音宣教和教导，我们又如何能够一边服侍一边进行日常生活和工作呢？我们怎么能期待他人在负担工作责任和家庭需要的同时这样做呢？他们也会很自然的臆测自己不可能是“真正的”基督徒，或者无法自己完成任务，因为他们没有那样的资源。
在《提多书》2章里，保罗概括在教会里的服侍时，他没说：“教导纯正的道理”，就如我们常常错误地读到的一样。保罗指导提多要教导合乎纯正的道理。他接着分别讲到教会里的不同群体，指示出来他们如何通过各自的生活方式服侍。纯正的道理自身并不是结果，而是得到某种特定性格而产生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一种方法。纯正的道理应该产生行为上的果效，不仅仅在言语上，而特别是在行动上以一种可以教给信仰里的小孩子的方式生活。他们在我们里面看见的，从我们这里听到的以及和我们在一起时学到的，他们应该能够模仿。在那些社会不接受古老圣经楷模，女性仍然主持家务不能外出工作的国家里，这点是尤为重要的。

家庭和子女不是绊脚石，阻碍着女性们参与“服侍”。他们反倒是家庭事工的理想载体，而且教会里的每一位女性都有参与这份全职工作的机会。对家庭事工的需要在西方随着家庭单位的瓦解日渐增加。所以许多年轻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美好的家庭生活，也没有什么模范可以仿效。

在阿拉伯文化中，养育子女不是你自己在家里脱离群体就可以做的事。有许多西方的全职母亲们整天在家里照看孩子，与抑郁消沉挣扎，因为她们缺少与成年人的对话。我们还是别移植这种不健康的西方模式吧！母亲们不必非得孤单消沉。这是西方基督徒们可以真正在穆斯林社会里庆祝的一个方面。当地女性不会单独待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孩子。她们把自己的孩子和其他人的孩子放在一起照看。她们白天和姐妹们或朋友们在一起，而同时所有的孩子们都在一起玩，女人们花好几个小时聊天。让我们一起来庆祝这种疼爱孩子的文化里的美好优势吧！孩子是完美的联络手段。如果你的孩子还很小，千万别孤军奋战。你周围的人也有小孩子要抚养。所以别坐在家里忍受寂寞乏味，出去和其他的母亲们坐在一起，享受那美好时光。

正如许多社会一样，“父母”不只一个，其他人也可以责骂在场的任何一个孩子。其他的“父亲和母亲们”也会给予大量的肯定的爱。这也是我父亲来摩洛哥看望我们时最先注意到的许多事情之一。我们的邻居阿博杜（Abdu）和他的孙子在街上碰见了我父亲和我们的小儿子。阿博杜（Abdu）把我们的孩子抱在怀里，亲吻了他，还分给他一些给自己孙子买的点心。我爸爸说：“他待他就像自己家的孩子那样，真是友善。”这种共同照管孩子的方式使得单身的西方人也可以做姑姑或叔叔，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对家庭的需要。阿拉伯孩子们把所有没有亲属关系的成年人都叫做“叔叔”和“姑姑”。这是一种对长辈表示尊敬的称呼，也象征着社会的联系就如一个大家族一样。

跨文化压力
一个基督徒无论是在自己的家乡还是在海外做见证都要面临许多的压力。撒旦的势力活跃地反抗着传道事工和传道者们。虽然我认为过分注重这点对我们并无任何益处，而定睛于我们在基督里的力量和保护才是良策，我们还是应该意识到我们可能会面临着邪灵的连续打击。另外，那些居住在海外的人面临的文化压力本身就足以压垮一些人。还有，那些在政府工作，以及参与文化或人道主义援助组织的非专职的宣教士们还要与自己的双重身份挣扎。他们在职业工作方面权衡自己的责任和正直，而职业工作可能完全不给他们留有参与属灵侍奉的空间。他们在极其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因为通常东道国政府对基督徒的见证是敌对的。他们挣扎在三份全职工作之间：

· 文化和语言学习及提高
· 在东道国的职业工作
· 鼓励地方教会的成长

通常妻子伴随丈夫，牺牲自己的事业或暂时停止自己的事业，会有一无是处的感觉。她单独一个人在家，没有家人和当地教会的支持。头一天，她在自己的祖国里还是一个全面手，第二天她连准备一顿饭或与邻居说话这样简单的事情都做不了。她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成为了一个全职的主妇和妻子，而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因为客居他乡有特殊的需要，可是她不知道如何去买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烹调当地的食物。或许她还需要在家里教育一大帮孩子。她可能为自己丈夫的工作的缘故得负责款待许多客人，还可能得学着第一次管理佣人。要是有紧急情况出现她该怎么办？当地可能没有适当的医院。

所以基督徒们需要就为基督生活在陌生文化里的意义做一些大的调整。一般来说，基督徒们到达陌生文化里后总是试图“培训”别人。不久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需要从那些他们来培训的人们身上学习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先做客人，然后才能做主人。最终，你的回应会变得自然，也不需要再考虑该如何处理每天的不同情况。随着我们经历人生，我们的性格也会发生变化，或者至少微妙的变化。与穆斯林共同生活之后，你可能会培养出你的东道主具备的许多最美好的品质。当然也许还有一些最差的品质！一位美国女士说：“就像我的叙利亚邻居们不断批评我那样，我开始批评一位西方朋友的选择，我差一点儿就失去了这位朋友。”她的当地朋友们认为正确做事情只有一种办法。而那并不是她的办法！

在穆斯林们中间生活了许多年之后，我仍然会惹上麻烦事，也还是会身心受到搅扰。马扎尔总会在我们路过的时候和一个商店的店主愉快地攀谈几句。店主也总是一边随意地回应他一边亲切地拍拍他的背。一天早上，我们停下来谈话，马扎尔为我做了介绍。我伸出手和他打招呼，他僵住了，没搭理我。马扎尔后来跟我说我本该注意到他留的胡须。我当然注意到了，只是我以为那代表艺术家气质。我本该认出他是个律法派伊斯兰教徒。那次的事件让我感受如何？我可能不应该觉得自己受了侮辱，但我还觉得了。可以用一些礼貌的方式避免在这种场合下的正式问候而仍旧不失礼节。

这件事还没过去多久，我又被介绍给了一位教长。这次我没伸手，却简短的以眼神示敬，微微偏了一下头，轻轻的把手放在心口，这是在我自己家。当时也有其他西方人在场，我注意到那位教长热情但很有礼貌的和他们握手打招呼。又搞错了！当我把这件事跟我时髦的什叶派邻居说完后，她告诉我说教长通过不和我打招呼向我表达了尊敬，所以我也不必担心。

我们去一位什叶派阿亚图拉领袖的办公室拜访他时肯定不会出什么错。男人们被簇拥着踏着红地毯从正门走进去。而我被带着从后门进去，又被指示单独爬了好一阵狭窄的水泥后楼梯，走进一个狭小的偏室里等。出于对这位教长的地位的尊重，我特意穿上了穆斯林的裙饰，还戴上了面纱。两位戴着面纱的秘书坐在一个办公桌后面，也没招呼我。所以我不得不主动搭讪。另一扇门上的一声敲击是一个信号，门从另一面被打开。一位蓄着胡须的男人把我请进了接待室，教长正好问候完最后一个男性客人。房间的安排正好是女性可以从接待队伍的另一端走进来坐下，这样会万无一失。教长简短的朝我的方向点了点头，手微微的扶在胸口上，会议就开始了。我没出声插言。我十分清楚自己是房间里唯一的女性。教长离得很远，而且几尽可能的表示礼貌。他几乎完全忽略了我。这种不能再好的风度让我觉得有些人格受辱，但因为邻居对于尊敬的一番话使我透过我的东道主的眼光看问题。动机是尊重，而不是贬低。我丈夫代表我送给他一本我的书《向伊斯兰倾力送平安》。我们站在一起拍照，看起来比实际经历友好许多。我无意给这位教长制造负面的印象，我很荣幸和他见过面。

直到我们做出成功的调整为止，我们会一直感到压力。不过我们可以选择生活在和平之中而不是在攻击之中。这是一个选择。以前曾经有过外国人在文化压力下崩溃的例子。一个法国人被附近清真寺的扩音器惹得大发雷霆以至于他端着一把枪企图从自己的阳台上把它打个粉碎。政府来人把他给带走了。
另有一对夫妇住在清真寺附近，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住了。他们耗费了许多不眠之夜祷告，求上帝摧毁清真寺的扬声器。其实有一个更简单也更群众的解决办法。他们本不必在那种紧张之下生活。那间清真寺广播haranguing训讲的声量大得让整条街都受不了，当地人就请求教长允许把声量关小一些。教长就同意了。有些基督徒把穆斯林祷告的呼叫当成一种祷告的提醒，为他们周围的穆斯林们和他们的东道国祈求上帝的祝福。
还有一个男人，被晚上的猫叫声给气疯了。他就在天黑的时候用自己的气枪打那些猫。他打中了邻居家藏在树丛里监视“疯老外”的小保姆。警察来也把他给带走了。

一个法国女人因为晚上的狗叫而精神崩溃。她丈夫不得不带她离开。在埃及的一家大石油公司为自己的员工们设置了文化适应方面的特殊课程，试图减少文化压力造成的实地婚姻破裂的大额比率。有些员工还被建议离开工地。
我们不一定非得在穆斯林国家生活才能感受到与穆斯林邻居们的文化冲突。如果你选择生活在摩擦之中的话，你就会注意到不管在哪儿的任何一个邻居所做的所有不同之事，甚至你还会认出险恶的动机来。如果你选择生活在和平之中，你就会展示出宽广的热情，对待他人就像自己希望如何被对待那样。你会把猜疑之利留给那些你不明白的事情，并会主动去咨询了解那些你不明白的习俗。接着，你会邀请邻居们去你家，分享好客之情，并建立友谊和信任的桥梁。穆斯林在西方国家的处境相当艰难，有时被视作“敌人”的一分子，还可能和恐怖分子挂上钩。他们需要那些充满同情心的人在基督的爱里向他们伸出友谊之手。

保持我们的风度
我们如何在进入穆斯林的世界和保持自己在基督里的风度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呢？当我们进入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时，我们必须尽量入乡随俗才能够被接纳、被聆听。放弃我们应有的信仰和社会自由不容易，但我还是要鼓励基督徒们考虑为穆斯林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基督，接纳自己的角色，并以一种“可敬之礼”行动。

伊斯兰教宣扬自身凭借和谐的属灵团结把所有的种族和阶层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团结却在人们离开清真寺的那一刻起顷刻间瓦解了。阶级差异比神学道理强大得多。当然，穆斯林不是唯一无法达到理想境界的人。我们都一样。当文化中存在严格的阶级划分时，我们会因为我们对住所、工作和朋友圈的选择把自己锁定在一个阶级之内。所以如果我们想帮助中产阶级的人听到基督的福音，我们就得以一种合宜的方式生活在中产阶级人们中间。有些人问：“那耶稣呢？他直面挑战了这些歧视，新约也是一样。”像耶稣一样并不意味着一次直面所有的事情，即使是我们持有不同意见。就像我在前一章提到过，耶稣总是以体面和尊严对待每个个人，不管对方是穷是富，但是在他传道的几年里，他没有强制的推翻当时的社会阶级制度。反倒是为追随者们留下被赎回的关系，以备在适当的时候改变社会制度。

有人问：“那甘地呢？在生活俭朴的同时他极为成功地影响了上层阶级的人们。”这个，我们试过了，但很快就发现我们不是甘地。人们以为我们不值得尊敬，也不愿与我们有任何瓜葛。我记得在电影《甘地》中内赫鲁的台词：“bapa, 如果你说你会禁食到死，整个国家都会悔改。但是如果我那样做，我只会白白送死而以。”

甘地可以影响人们反对阶级歧视和种族主义，因为他已经深入到自己社会的内部，而且是一位闻名世界的人物。身为无人知晓的外来者，基督徒们需要适应东道主的文化好为自己赢得发言权。一位在美国长大的黎巴嫩男子在美国接受了耶稣，成为了家族中的第一个基督徒。他返回到自己家族的老家，要为基督做见证。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赢得听众，因为他所说的话都被算作“外来影响”，与人们的生活无关痛痒。

甘地与在印度的宣教士们的关系是动态的，宣教士们也被甘地那种基督样的生命深深的影响了。他们坐在他的脚前，渴望学习在印度过基督的生活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好向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们更有效的传递基督的信息。斯坦利琼斯（E.Stanley Jones）说：“我向甘地躯身，我跪在基督的脚前。”２　宣教士们问甘地如何才能更有效的在印度做见证。他回答说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的宗教化为行动：“别总是谈论它。要把它活出来，人们会为你力量的源泉来自何处而探个究竟。像耶稣基督那样生活，把你的重心放在爱上……以更为谅解的态度研究那些非基督教的宗教和文化以便在其中找到好消息的化身，好找到一个更体谅人的途径。”３　琼斯的生命就见证了甘地的建议的智慧所在。

使徒保罗概括了为福音的缘故适应文化的先例：
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我没有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影响。我保持了在基督的风度，但我进入了他们的世界，也试着从他们的角度经历事情。凡我做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不想光是讲福音，我要身体力行！４　

保罗的“众人”是不同的群体：犹太人和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外邦人。适应一种新文化的基础是为爱而行。因为基督的爱，并分享上帝给世界的爱，我们愿意努力并从另外的角度经历事物。我认为这适用于地位的因素，因为它是一个通往世界的重要地方窗口。我们保持自己在基督里的风度，不受那些基于地位而歧视或贬低人们的态度的影响，但同时要了解地位在文化中的重要性并在其中施展策略。

以一种令人尊敬的方式生活而同时又不摆出一种盛气凌人的可耻态度是完全可能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得将那些贫穷的下层朋友们拒之门外。这意味着跨阶级实现礼尚往来不容易。在你家里聚会的同一组层次混杂的人们可能在彼此的家里会面就没有那么舒服了。另一方面，严格的阶级分层可能会成为激励一些基督徒仿效卑微的人，与他们一同生活，采纳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因素。

Notes

1. Philippians 4:9.
2. E. Stanley Jones, Gandhi: Portrayal of a Friend, Abingdon Press, Nashville, 1991, p.8.
3. E. Stanley Jones, The Christ of the Indian Road, Hodder & Stoughton, London, 1925, p.148.
4. 1 Corinthians 9:19-23 (The Message).

作者：Christine A. Mallouhi Original English Publication by MonarcH BOOKS Oxford, UK & Grand Rapids, Michigan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