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跟西格丽德．赛维尔的零星的联系，差会领导们能够得到东土耳其斯坦在1938年之后的一些事态发展的信息，但关于如何继续差会的事工问题仍摆在眼前，因为宣教士们都必须离开这工场。有人正考虑回来，带着这个想法，他们开始计划一次探险性的旅程。期间，自然要做的事情是跟随1930年代末的难民逃离到印度。有人真的很想在许多定居印度的穆斯林中间继续差会的宣教工作，利用在东土耳其斯坦的突厥穆斯林当中积累的经验。

1939年瑞典行道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会员大会决定在印度开展宣教事工123，第二年，第一批宣教士赶赴这片新工场。一开始，他们计划在印度的克什米尔的边界上设立一个宣教站，在那里宣教士们可以接触到许多难民为他们提供帮助。1938年8月当最后三名来自东土耳其斯坦的宣教士被护送到边界之后，他们没有走进印度多远，便开始探索在那里开展工作的可能性了。他们到达斯利那加的路上，这是在东土耳其斯坦和印度之间传统路线上的一个驿站，他们跟“许多来自喀什葛尔、叶尔羌和Jengi-Hessar的许多老朋友重逢了”124。在1939年的斯德哥尔摩会员大会上，他们递交了一份支持建立一边界宣教站的报告。

在中印边境上的突厥人当中开展宣教事工的计划似乎与其他差会的做法一致。来自西藏的几名宣教士已经在边境上准备好了。在克什米尔到西藏的边境上有几个宣教机构，西藏是一个迄今为止拒各基督教差会于门外的地区，现在各差会正等着进入该地，其中就有莫拉维亚差会125。当罗伯兹先生及其夫人1961年在克什米尔的时候，他们听说这个差会在印度边境取得了不错的成果126。中亚差会以类似的方式也在那里事奉。这个差会是由雷切尔．温盖特的父亲科耐尔．温盖特（Colonel Wingate）创立的。在东土耳其斯坦跟瑞典的宣教士共事的时候，温盖特小姐经常说起“我父亲的差会”。这个宣教机构跟莫拉维亚差会没有连系127。

如事实发生的一样，瑞典行道会从没有在印度跟克什米尔的边境上建立一个宣教点，部分原因是因为温盖特小姐的建议，在讨论克什米尔计划的时候她正在瑞典。她让他们很泄气。她很清楚那里的情况，因为她的父亲在那里宣教。她的否决建议的背后其中一个因素是穆斯林反对一个人改变其宗教的法律在这个地区被执行得很严格，而且对于非英国公民来说，几乎不可能被那里的人所接受。取而代之的是，她建议差会领导考虑向更南边的穆斯林开展工作。另一个不在边境上宣教的原因是差会总干事安德森1938年做过一次印度之旅。他提议新的宣教工作更应该在孟买开展。那里已经有了一名瑞典的宣教士G. 威斯摩（G. Westmo）先生，他需要帮助，因为他独自一人事奉于20至30万的穆斯林当中128。

在行道会1939年全体会员大会作出关于印度宣教工作的决议背后，也有东土耳其斯坦宣教士的声明在起推动作用。1939年他们齐聚斯德哥尔摩，向差会董事会呈交了如下的建议：

“…眼下，行道会应该在印度的突厥人和其他穆斯林当中开展事工；
…差会董事会应该允许以前曾在东土耳其斯坦事奉过的所有宣教士继续为东土耳其斯坦差会服务几年，同时，如果可能的话分配赴印度的工作；
…差会董事会应在今年派送足够数量的宣教士到孟买、卡拉奇和白沙瓦或斯利那加，亦或两地都派。129”

行道会同意在印度开展工作，并决议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印度的突厥人和其他穆斯林当中宣教，通过派足够数量的宣教士从孟买开始着手。130”然而，继续在从东土耳其斯坦来的难民当中宣教的想法难以实行，因为许多难民在印度呆不长久。因着新的文化、新的语言和异国的环境，大部份人都不能在那里找到家的感觉131。所以印度只是他们逃往其他穆斯林国家的一个中转站。眼下，暂时确实有些东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逗留在印度，差会可以帮到他们。一个提供了帮助的例子就是在孟买为难民建立的一个阅览室。突厥人也去那里。1941年初，艾伯特大体上描述了孟买的事工，他说：“我们个人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从我们老的宣教工场而来的东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难民身上132”。在卡拉奇及其周围有许多难民，这些是差会可以顾及到的133，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难民分散于全国，差会要接触到他们就不是那么容易了134。

有些难民加入了印度的教会，少数人甚至参与到差会的工作中来。1930年代曾造访过东土耳其斯坦的挪威宣教士奥托．陶维克1940年代末也在印度工作，并拜访过那里的瑞典宣教士。他说到了他在东土耳其斯坦认识的现居住在孟买的突厥人，说他们都是那里教会的教友了135。摩恩先生提到了雷美特．简（Rehmet Jan），他曾是喀什葛尔英国领事馆的雇员，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但也是宣教士们的好朋友。当他们必须离开东土耳其斯坦的时候，他一路陪着他们到边境，分别时热泪盈眶，依依不舍。他是一位英国公民，因此，他比较不用害怕留在东土耳其斯坦。但他还是感觉不是十分的安全，所以他离开了该地。1940年秋，约翰．安德森在克什米尔遇到了他。雷美特．简陪伴安德森先生去了孟买，在孟买他做了差会的厨师。后来，在他去世之前，他成为了基督徒136。另一位难民是雅各．斯蒂芬（Jacob Stephen）。他还是婴儿时，他的母亲就把他丢在差会照顾，因为她供养不了他，根据斯蒂芬自己的话说，“除了把我留给瑞典行道会照顾之外，她想不出有更好的办法了”。他在差会的教育下长大，成了一名有训练有素的教师，在叶尔羌的女子学校任教，直到1933年革命爆发。在迫害期间他被拘捕入狱。他被释放之后，在利萨．嘎斯的帮助下，他得以去印度，后来跟差会联系上了。在印度，他做老师，教东土耳其斯坦难民们土耳其语和英语137。斯蒂芬先生在来自瑞典乌普萨拉的一些行道会成员的支持下继续他的学习138。他还在他印度的静修中心帮助斯坦利．琼斯（E. Stanley Jones）。后来斯蒂芬先生迁居瑞典，娶了一位瑞典基督徒为妻，并成为了松德比贝里当地行道会的积极份子。

鲁斯．艾伯特讲起了两个女人，一对来自叶尔羌逃到印度的母女，她们在那里寻找瑞典宣教士。在叶尔羌的时候她们还不是基督徒，但在孟买，她们高兴地参加礼拜。

约瑟夫．可汗也逃往了印度。如上面说过的，1933年穆斯林革命期间他在叶尔羌被捕。他受到严刑的拷打并判处死刑。然而，他设法逃到了印度，后来差会安排他的孩子也去了印度与他重聚。在印度，他在差会的支持下接受教育，成为了一名牧师。他立誓如果可能的话，他会重返东土耳其斯坦。1940年当宣教士们到达印度后，他们马上把他找了出来。那个时候他已经在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的穆斯林当中开展工作了。在他的影响下，有几名穆斯林成为了基督徒，其中一人后来在孟买的差会中工作了一段时间139。可汗继续在这一地区事奉，1940年差会董事会对他的工作表达了巨大的希望。董事会说，冷季的时候突厥人转移到更温暖的地区，这一事件让他的工作被声明远播140。第二年，差会董事会又一次大加赞赏了可汗的工作。“他干得非常出色，像任何一位宣教士那样棒”141。几年之后，可汗仍在北方事奉。那个时候大部份难民已经迁移走了定居别处了，所以董事会考虑迁移到新的地方142。他在北方的岗位就是利用差会提供的一切办法帮助有物质需要的人。但这项特殊的工作不是他一个人就能胜任的。事后，宣教士们承认单独让他在山里坚守岗位是多么的不妥。正是在山里事奉期间又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个人悲剧。还在东土耳其斯坦的时候，他的妻子就离开了他和他们的孩子。逃到印度后，他再婚了。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位英国的宣教士。他们的婚姻有许多困难，有一天他的妻子消失了。当他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143。1940年代中期，他离开印度，跟他的孩子们定居塞浦路斯。后来，举家搬到英格兰，1975年长眠于此。

还有一位来自东土耳其斯坦的难民叫若尔．穆罕默德，来自和田。小男孩的时候，在一次事故中他的左臂被压碎了。正在那个时候，宣教士奈斯透姆先生刚好在和田访问。他照顾着这个男孩，并切除了男孩被压部份的手臂，这样其余部份才能存活。这个小男孩永远忘不了奈斯透姆，从那时起，他也想成为一名医生144。来到印度以后，他寻找一切办法学习医学，但他的残疾是个障碍。因此他改学语言，后来取得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的学位。之后他开始学习伊斯兰神学，最终他被一所医学学校接收入学，四年后获得了毕业证书。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一本约翰福音。他发现自己被这本册子深深地吸引，于是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后来在孟买他碰到了一个东土耳其斯坦的老朋友，朋友介绍他去见见那里的瑞典宣教士。他们很快意识到他是个属灵慕道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圣经学习后，他想成为基督徒，就受洗了145。在受洗仪式上，他宣布他的基督徒名字要叫路加，他要像路加一样，做名医生和福音传道人。他是1941年受洗的，他的受洗给宣教士们带来了极大的欣慰，因为他是差会重迁印度以来的第一位受洗的人146。受洗之后，路加遭受到他的穆斯林朋友的严重攻击。他们甚至试图杀了他。当穆斯林领袖们看到没办法拉他回伊斯兰，又处置不了他时，他们就决定取消他的文凭，收回他的医生执照。他通过高等教育的学习和广泛的学识，仍然使他成为了无可争议的权威，甚至令他的对手折服。最富盛名的穆斯林老师都秘密前来向他讨教伊斯兰法律方面的问题147。因着他的博文广智，路加还成为了圣经翻译方面不可多得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