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宣教士们怀有一个梦想，梦想可以重回东突厥斯坦。1939年在他们关于在印度开展新事工的声明中，在建议里有些很重要的话。在第一个“that”从句中，宣教士们说“…眼下…”下面继续写道“…差会董事会应该允许以前曾在东突厥斯坦事奉过的所有宣教士有两年可继续为东突厥斯坦差会准备…”148大部份人都非常乐意沿着边境工作，这样他们就可以为道路的重开做准备。在瑞典，这个问题也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讨论过。1943年，艾斯特和西格弗雷德．摩恩（西格弗雷德当时在印度事奉）写信给差会的董事会，力劝他们为东突厥斯坦培训和预备新的宣教士。看了他们刚从东突厥斯坦收到的信件，他们当时对重回那里的可能性充满了十足的信心。这些信告诉了中国的新形势。人们现在从新的“福音”重新转向了老的“福音”。红星正在消失，中国的白太阳正在闪耀。从以下一些例子中可以看到其中的变化：美国和英国已经在乌鲁木齐建立了领事馆；许多俄国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基督徒的星期天取代了穆斯林的星期五作为休息日149。早在几年前，拉奎特就表达了宣教士可以重返的希望。在《穆斯林世界》中，他写道差会在东突厥斯坦的事工还没有划上句号。差会重返这块大丰收之地的这一天快到了150。

据决议，一开始先派两个宣教士进入东突厥斯坦做个探索之旅，以调查那里的形势。1946年1月一家瑞典的基督教早报写道：

“1938年宣教士们被驱逐出东突厥斯坦之后，在我们的宣教士和差会领导的心中，仍然强烈地渴望在那里继续差会的工作。据差会总部反映，作为一开始，决定派送目前在印度的几名宣教士前去调查局势。”

探索之旅计划进入实质性阶段是在1946年春，从1946年夏到1947年夏，探索之旅由摩恩和罗伯兹走。因为中国动荡的政局，中印边界被关闭了，所以去东突厥斯坦的路必须经过中国的中部再到乌鲁木齐。

中国内地会跟瑞典行道会一样也在1938年被迫离开了乌鲁木齐。七年之后的1945年，一名汉族的邮局局长，后来被证明是名基督徒，他被分配到了乌鲁木齐。他到任后马上在当地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邀请基督徒参加聚会的广告152。1930年代后期日本入侵中国期间，有许多来自中国中部的人逃往西部省份。这位汉族局长希望在这些汉人难民中会有一些基督徒153。看到报纸上的聚会广告，地方长官－一个年长的佛教徒－要求他作出解释。当清楚地得知这位汉族基督徒的动机是真的，并没有政治目的时，这位长官就批准了这样的聚会。当摩恩和罗伯兹造访乌鲁木齐的时候，在他的教会里已经有了97个教友，还有10个人想受洗。有些教友原来属于中国内地会的成员。就在这两位宣教士到达乌鲁木齐前夕，他的教会已经买了一栋有20个房间的大楼。

在好几次场合上，这位汉族局长和教会领导表达了在乌鲁木齐建立宣教机构，帮助团契的愿望。他甚至问瑞典行道会是否有兴趣做这件事。这样的话差会就有机会在甘肃边界的一城镇哈密工作，乌鲁木齐教会正在那里支持一个约50人的小团契。他们在乌鲁木齐东面的邻近的镇还有一个“前哨教会”。然而，摩恩和罗伯兹并不认为接受这个提议是对的。他们觉得如果有宣教机构要再次在乌鲁木齐开始运作的话，那这个机构应该是中国内地会154。

除了一个人之外，乌鲁木齐所有的教会成员都是汉人，这个人是迈哈穆德．可汗，他是突厥人。这两个宣教士看到他很惊讶也很高兴，因为他是来自喀什葛尔的一个老朋友，以前他属于喀什葛尔教会，但他设法逃离了革命。乌鲁木齐还发生了另一起快乐重聚的事情。伊犁地区目前正是穆斯林革命席卷的地方，难民们纷纷从那里没日没夜地往中国内地逃亡。其中有些基督徒，包括浸信会教徒、五旬节教徒和东正教徒。他们都是俄罗斯难民，现在再次感觉到威胁，正往东边逃亡。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东正教家庭，他们在喀什葛尔的差会宣教站生活了一些年月。当宣教士们被迫离开的时候，他们仍然留在喀什葛尔。喀什葛尔发生政治动乱的时候，父亲和长子被杀害了。这个家庭现在包括母亲和四个女儿155。

在乌鲁木齐考察期间，摩恩和罗伯兹拜见了外事专员刘先生。在了解到差会在喀什葛尔的情况和宣教士们的使命后，他叫他们写一份声明解释他们此行的目的。几天之后他们再次被叫去见刘先生。他告诉他们说，他已经跟省政府谈论过此事，当下拒绝恢复从事宣教工作的请求。刘先生给出的一个拒绝理由是省里的政治形势普查。他对他们描述了盛世才的残暴时代，说在西部和南部地区动乱的局面仍然很严峻。实际上，1945年秋已经跟伊犁的反叛军签订了和平条约156，但在1946年春，喀什葛尔和叶尔羌地区仍继续战斗。所以，省政府没办法保证这些地区外国人的安全。但是为什么不在我省的其他地方开展宣教工作或建设医院呢？为何不在乌鲁木齐这里呢？这位专员问道。这两人告诉他说没有征求其他人的意见之前他们做不了这样的决定，同时他们表示希望去一趟喀什葛尔，去那里视察一下老的差会建筑，并且跟也为瑞典充当领事的英国领事馆商议一下。这个许可被搁置了下来，这两个宣教士就向乌鲁木齐的英国领事馆在这个问题上申请帮助；帮助无果之后，他们又向美国领事馆求助。在美国领事的帮助下，他们终于获准去往以前的老宣教工场157。

12月下旬，罗伯兹和摩恩抵达喀什葛尔。刚刚再度留任领事的埃里克．辛普顿爵士（Sir Eric Shipton ）邀请他们暂住英国领事馆。辛普顿夫人说他们是领事馆的第一批客人158。

喀什葛尔的地方长官是差会事工的老敌人，在跟他长时间谈判之后，他们俩设法取得了去往差会宣教站的许可159? 。一起去视察的人还包括埃里克．辛普顿爵士，他后来写了篇报告。他的报告对差会留下的财产给出了好的介绍。

实际上四个宣教站的所有房屋建筑都成为了废墟。那些残留的房子被用做储藏室或士兵的住处。波斯坦．特勒克的暑期宣教站就是这样被利用的160。然而，宣教士不被允许视察那个印刷厂。印刷厂是所有建筑中最有价值的，很清楚的事实是，自从差会被逐出境以来，当局就一直在使用这间印刷厂161。由于破坏或没收，差会大部份的财物都不见踪影了。宣教士们的个人财物也是同等的遭遇。少数被挽救的东西是在英国领事馆的保管下162。

集会几乎完全解散了。差会大部份的老同工都被杀害了。一份官方的报告给出了15位被处死者的名字。有些年轻一点的基督徒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所有差会的重要人物都被除去了。少数一些允许留下来的人也被逼放弃他们的信仰。一位幸存者在信中写道“我们所有的亲爱的朋友在1937年冬被折磨致死”。

认识这两个宣教士的人看见他们又惊又喜。看到了瑞典人又要给许多人带来希望。有人问：“你们什么时候再度开张医院？163”有人表达他们的喜悦之情：“现在你们回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里没有你们那样的医药。164”摩恩讲起了一个他们在喀什葛尔遇到的著名毛拉。他见到他们时，异常的高兴，希望他们可以留下来，重新把医院开起来。摩恩向他解释说人们可以去英国领事馆的医院看病就医。毛拉回答说，“你们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来跟你谈论我们的问题。我不喜欢你们的宗教，但我完全信任你们的宣教士。”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