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宣教工場的生命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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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的宣教活动比较活跃,主要集中在西部。在乌鲁木齐及其外围地区的福音传道工作,也就是瑞典宣教士在1946年所看到的情况,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两个宣教士还看到了其他的希望之光,有些地方还跟瑞典行道会有关。 当宣教士经由喀什葛尔来到阿克苏的时候,他们注意到有个年轻人跟在他们后面。最后这个人走近他们问道:「你们不就是摩恩和罗伯兹吗?」他说他原来是叶尔羌本差会孤儿院里的一个男孩。他的中文名就是现在的阿赛蒙。穆斯林革命的时候,东干人控制了新疆南部,他们把所有14至15岁的男孩子抓来服兵役,训练成士兵。差会孤儿院的男孩们也不例外。阿赛蒙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和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想方设法往国内腹地逃亡,结果逃到了甘肃省南部的青海省。他承认他是基督徒,因此遭受到迫害,于是又逃亡到了甘肃的兰州。因为是基督徒他再次受虐待,而且有些与他有过接触的突厥人甚至想杀了他。这个时候他往东部逃亡,曾在天津定居过一段时间,在天津他受洗了,并进了一所军事学校。毕业以后,他被汉人军队招募。这两个宣教士在阿克苏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将他的部队调往喀什葛尔。经过这么多年,他在基督信仰里变成熟了,他感觉到有个呼召,叫他回到叶尔羌和喀什葛尔的朋友当中。回到那里的唯一办法就是充军。一旦他抵达了差会老工场,他决意留在那里做一名宣教士167。 阿赛蒙的精神在其他人身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生命故事传到了陕西凤翔的西北圣经学院,结果,许多年轻的学生表示愿意去喀什葛尔当宣教士168。1947年春当瑞典的宣教士到达喀什葛尔的时候,他们收到了来自圣经学院一封不寻常的信。信的开头称呼是「喀什葛尔瑞典行道会宣教士负责人」,信中写有下面几句话: 「亲爱的朋友,我们学院的一些老师和学生感觉到主的呼召,要组成一个「福音队」,去给东土耳其斯坦和其他中国西部地区分享福音。经过几年的祷告和准备,我们觉得现在该到派遣第一批宣教士的时候了。今年夏天两名年轻男宣教士已经出发了,现在在青海。我们希望新年过后能派出一些年轻女宣教士,并希望六月份的时候能有一批人抵达喀什葛尔。169」 信中他们还请求瑞典宣教士帮助给这些人解决住宿和其他一些实际的问题。瑞典没有得到过关于这次差传结果的信息。 向蒙古人传教的宣教士安德斯?马辛森(Anders W. Marthinson)1949年呆在新疆和甘肃的时候也见证了年轻的汉族基督徒对宣教工作的热情。当时,马辛森在那里为英国国内外圣经协会分发圣经,跟他一起工作的还有他的同工保罗?艾瑞克森(Paul Eriksson),也是一名在蒙古人当中的宣教士。给瑞典行道会的两位宣教士如此惊喜的乌鲁木齐教会继续在成长壮大。他们现在有一名牧师和一间聚会的大教堂,但这房子已经显得太小了,所以计划建一间更大一点的。教会很活跃,刚刚在附近的吐鲁番开展了一项宣教事工170。乔治?亨特(George Hunter)和其他一些英国宣教士在那里坚定不移地工作,但看到的响应却很少。现在这项事工由本国的基督徒继续着。在吐鲁番,一些当地的人告诉马辛森和卡尔森一件亨特宣教中碰到的事情:有一天,亨特先生卖出了不同寻常数量的圣经。但是,到傍晚的时候,当他散步走到城市广场时,他看见一群穆斯林在点火烧东西。他们集中所有的圣经,一把火把它们烧了171。 马辛森听说这个省工作着许多福音传道小团体或「小分队」。有一个这样的小团体就工作在乌鲁木齐东南小城的哈密。那里有两个基督教圣会,和一间大教堂。在哈密事奉的这个团队全部是从上海风尘仆仆来到这里的172。这些年轻人属于「基督教工人差会」。他们告诉马辛森,说他们旨在向新疆还没有差会渗透的地方宣教。1945年,马辛森收到了一封来自其中一位福音传道者关于哈密教会的短信:「教会继续在成长,现在有了许多教友了…173」马辛森和卡尔森也跟喀什葛尔以东300公里的城市阿克苏的一些基督徒有过联系。那里的一名汉族基督徒需要一些圣经分发给穆斯林,马辛森就为他提供了。最后一个小规模的基督教团契终于建立了。改信皈依的一个汉人-圣经分发者-后来写信给马辛森说:「蒙神恩典,教会不断成长!目前教会要成长已经没有障碍了,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工作。我们已经向当局注册登记了。」还有一次收到来自靠近西伯利亚边界的一个地方的来信,信中说:「教会里所有的人都自给自足。教会跟任何其他教会都没有联系。174」 所以,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这段时间,仅距喀什葛尔约一百公里的地方就有许多活跃的教会。料想在喀什葛尔也继续着福音传道事工应该是合乎逻辑的。果不其然!去蒙古的宣教士遇到一些基督徒,他们告诉他们说宣教工作已经在喀什葛尔展开了。「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开始在那里工作了。这个小差会的目标是跨过中亚一路植堂到耶路撒冷。所以说瑞典宣教士何杰(Hoijer)的异象在这里得以复兴,只是在相反的方向。马辛森说他常常给喀什葛尔的这个差会送去一些圣经册和其他数据175。呆在乌鲁木齐的时候,马辛森收到了约翰?恩德森从印度寄来的一包突厥语新约圣经,后来他转给了喀什葛尔的一群突厥族基督徒。最后一批圣经包裹是圣经协会在1950年圣诞节的时候寄送的,这些圣经本来存放在兰州。圣经到达了目的地,喀什葛尔的基督徒给马辛森寄来了「感谢信」176。 1967年,更多证明东土耳其斯坦教会生机勃勃的信息传到瑞典宣教士那里。他们收到一封来自差会老工场的信,令他们兴奋不已,因为这是近三十年来差会第一次从个人收到的直接消息。写信的人是原来叶尔羌差会孤儿院的一个女孩子177。她和差会之间的通信来往至今都没有断过。1967年的时候她已经50多岁了,第一次跟差会联系上。在当时跟外国宣教士联系是要非常有胆量的,因为那时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1969)的峰尖浪口。所有的教堂、清真寺、佛教寺庙和其他崇拜的地方都被关闭。教堂和家里的圣经、歌本和基督教象征物都遭毁灭,许多基督徒领袖被判劳教或死刑178。如果早十年在「百花齐放运动」期间(1956-1957)她跟宣教士取得联系还更符合逻辑。因为这段时间,中国更加自由,每个人可以畅所欲言。然而,人们的批判如此严厉,以至于毛泽东别无选择只好剥夺这些权利,批评者也受到严格的惩罚179。 宣教士们很清楚地记得这个年轻女人。娜米?特宁(Naemi Terning)女士记得这个女孩是如何离开孤儿院的,记得后来还给身为接生员的特宁夫人写过请求信,叫特宁允许她陪同特宁女士去访问病人并协助她出门接生。特宁女士答应了她的请求,发现这个女孩子很善于学习,一点一滴的事情她都会做记录。她伴随特宁女士有一年半时间。逐渐地,她可以独立处理普通的病情了。那时特宁女士请假离开了,弗莱达?路德尔顶替了她的位置,仅仅过了十天,路德尔就死于斑疹伤寒症。她的去世留下了奈斯透姆一个人担当叶尔羌的医疗和妇产工作。就在那时决定应该由她来顶替路德尔小姐。她做的非常出色,甚至在一些很难的方面连奈斯透姆自己都没法成功的事情,她都能成功。他说:「她的小手非常适合接生。180」1940年,她被当局逮捕,并入狱两年。她的眼睛几乎瞎了,因为许多个月她一直被关在一个终日不见光的黑牢房里。两年后她被释放回家了。 在她的第一封信中,这个女士写道她和另一个女的两年来一直在谈论给瑞典的宣教士写信的事情。她还写道她跟其他基督徒聚在一起祷告和唱诗歌。在日期为1971年夏的一封信中她叙述了宣教士们的一些老朋友的遭遇。有些病得很重,有些已经死去181。1972年春,身处东土耳其斯坦的这位亲爱的姊妹又写来了一封信。像往常一样,她很小心地选择用词,但她写了「耶稣基督」却没有被审查出来182。还有一封信收自1972年圣诞节。这些信都没有被审查。信在邮局打开来交上去,被读过之后,就投寄,这可能是一般的规定。在圣诞节的信中,她叙述了团契的成员如何融洽相处。她还说,「我们为你们祷告。我们希望你们也为我们祷告。至于我和我的家人,我们将继续服事主。」同样的话还几次出现在写给特宁女士和艾斯特?乔森小姐的信中。在某封信中她写道:「我想方设法把每个人都叫到一起来,但这太难了。」她的话无疑是个信号,说明叶尔羌有许多的基督徒183。1973年春,又到来了一封信。这位女士提到了宣教士们很早就认识的几名基督徒。她还描述了东土耳其斯坦的春天-鸟儿欢鸣,泉水潺潺。纳米?特宁说,「当我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真希望我还年轻还能够再去那里。我很渴望去那里。184」在信中,这位女士还提到了一首歌,这是乔森小姐教她的。令人惊讶的是它居然通过了审查,因为它明显带有基督教信息。在另一封1974年夏天写的信中,她指名道姓地提到了所有的宣教士185。1977年陆陆续续地来了几封信。这位女士发来了「所有朋友和弟兄姊妹」的祝福。她说起了一个不想继续学业的儿子。她希望她能很快为他找份工作。她有病在身,支撑这个家庭对她来说有很大困难。早上的时候她几乎不能够起床。有时,她不得不整天呆在床上。一个女儿结婚了,她全家跟她一起住。有几封信说她有想去巴基斯坦的想法,她的一些亲戚就住在巴基斯坦。她梦见在那里遇到了她亲爱的老朋友纳米?特宁。1978年年初的一封信中,这位妇人对于她收到的一笔钱充满了感激。这些钱帮助她和她的外孙没有被冻死。女士说:「如果世界上所有美丽的花朵都是信纸,如果海水是墨汁,如果树枝是笔,我微弱的双手日写夜写都永远永远写不完你们伟大的爱心和怜悯。186」同样在这封信中,她还写到了帮助过许多病人和接生出如此多婴儿的「奈斯透姆大医生」。 还是1960年代的时候,阿雷尔实际上已经寄过美元给这位妇人。其他宣教士建议他不要这么做,怕她会惹上麻烦。一开始当局没收了这笔钱,但后来又还给她了187。自从那时起,特宁女士就许多次地寄过钱给她,她也总是能收到188。在她的几封信中,对于这种帮助这位妇人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和深深的感激。有一次在邮局当她读到一封来自瑞典的信时,忍不住高兴地哭了起来。人们围过来问她怎么回事,她解释后,他们都「很惊讶与高兴189」。很显然,她从没有隐瞒她跟瑞典宣教士在联系这回事。1980年春的时候,她寄来一张拍摄于1932年的照片,照片上是奈斯透姆跟她和其他四个妇女施洗的情景。她写道,其他几个人都去世了。她们是不是殉教而死的呢﹖ 雅各布布?史蒂芬许多年前从东土耳其斯坦逃往印度,后来定居瑞典,他是这位妇人和宣教士们之间信件的翻译人。他经常在给她的信中提一些问题,因为他很好奇那里的发展和变化,但她从来没有回答任何有关道路、电力、通讯和其他一般情况的问题190。也许是因为她不敢提这些。然而,她却提到说她想去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而且也许是「乘机器」去,只需要花一个星期就能到191。「乘机器」应该是「乘汽车」的意思。她的信通常都是非常一般化的。她有一次提到说她寄出的一封信从邮局又被退回来了192。也许她写了禁止写的东西。 信件保持不断。然而最近几年,她在信中更加开放了。她写到她遇到的一个完全耳聋的基督徒男子。他是在差会的孤儿院带大的。她再次表示出在特别的日子和时间集合基督徒朋友聚会是多么的困难。她提到一位聚会祷告时喜欢唱歌的弟兄,还说每个人都记得有差会在的日子,对它的影响和帮助都表示非常感激。她的信证明她在任何时候都不会隐藏她的信仰。当其他女人在进行她们的穆斯林礼拜时,她毫不避讳地继续清洗东西。她喜欢唱基督教圣歌,孩子们就会围着她听。她会公开地跟她的穆斯林邻居讨论她的信仰,并提及另一个基督徒突厥女人。她们经常遇到一个汉人基督徒家庭,「我们公开地谈论在这个国家做基督徒会是甚么样子」。她强调说基督徒现在享有的宗教自由是出于政府的慷慨。尽管她对中国共产主党给她的「宗教自由」表示感激,但她强烈地厌恶俄罗斯共产党,因为他们杀了这么多她信仰里的兄弟姊妹。关于穆斯林领导,她写到,「我鄙视伊斯兰。」 在一次与雅各布布?史蒂芬的采访中,存在于东土耳其斯坦的基督教组织问题又重新提起了。他猜想从瑞典差会参与的时代起这些组织仍然还在,并与「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合作193。他补充说几十年来许多汉人迁居到这一地区,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基督徒,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事实。通常,基督徒集会都是由这些汉人发起的,但是有当地人-这里讲的是差会工作过的地方-参加基督徒团契,有些人皈依了基督194。 东突厥人约瑟夫?可汗后来一直住在伦敦直到1975年去世,经由伦敦传到宣教士们这里的信息也证实了这点。上面已经说过,差会在东土耳其斯坦时可汗是本国的一位福音传道者。从东土耳其斯坦逃到印度之后,他最后定居伦敦。在那里他一直跟东土耳其斯坦的一位老朋友保持着通信。1973年春他写给宣教士的信中讲到他们所知道的教会里孩子的数量。这些孩子在1970年代是喀什葛尔教会的教友。他还讲到其他几个亚洲的基督徒195。因着他对东土耳其斯坦情况的了解和直到1970年代还有的接触,他的消息应该是可靠的。当然他讲不出消息的来源。宣教士们认为他提到的基督徒是移民。他们许多人随大流来到新疆,从差会时代起就跟差会的人有联系。所以一个或多或少的秘密基督徒团契就这么建立了196。无疑这是一个所谓的家庭教会的问题,家庭教会就是一些家庭成员在家里聚会,没有太多的事前计划,跟老的差会也没甚么联系。 空间不允许在中国分析教会。有段话足以证明。一位施洗的宣教士也是中国通奥斯卡?瑞奈尔(Oscar Rinell)先生1978年说:「需要强调的事实是,隐蔽的、非形式的、非政治的真正的教会在整个中国遍地萌发。许多基督徒跟共产党认可的官方教会断绝关系,因为他们不满于教会的政治化。基督教在地下发展,形式自由不分派别。信徒们自称为基督徒,不想代表任何特定的派别。197」关于中国的大概情况这里所说的也许跟新疆差不多,新疆现在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汉族化。瑞典行道会会长高斯塔?赫伯格(Gosta Hedberg)1973年访问香港的时候,他观察到别人已经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圣经的发行现在已经是合法的了198。基于这个信息,说明瑞典宣教士们所翻译的圣经很可能再次流通着。 加纳?嘉林也从老的宣教工场传来了短信息。他的一个同事,巴基斯坦的外交官于1975年访问喀什葛尔。后来在他写给嘉林的信中说喀什葛尔的主人带他参观了一所医科学校,并提到说这个地方正是瑞典行道会当年医院的所在地199。这个事情显示差会的人们意味着甚么。 1976年,作家简?麦达尔(Jan Myrdal)有一个短暂访问喀什葛尔的机会。在访问期间他找不到瑞典行道会的痕迹。他遇到的人没有谁准确地记得那里曾经生活的宣教士。他写道:「似乎从来没有这回事。宣教士们的工作甚至连「水中幻影」的印象都没有…在喀什葛尔它们被遗忘了」。然而,麦达尔也承认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深入调查这件事200。他对宣教士的看法是:「被浪费的生命201」。 1978年夏末加纳?嘉林在喀什葛尔呆了一星期。他报告说差会的房子都不见了。然而,他遇到了一些记得差会的人,但他们很难有任何清晰的回忆。嘉林说,这很正常。希望人们40多年之后还记得细节是没有道理的202。如果有访客能够在一个现在有12万居民的城市中追溯任何一个在差会宣教时期的人的点点滴滴的话,那真的是一种巧合。 然而,简?麦达尔和加纳?嘉林都没能够造访叶尔羌,叶尔羌可是有差会包括两个孤儿院在内的最大的事工。1930年代大革命的时候这些孩子大部份只有十来岁左右,现在他们应该是50多岁了。他们中许多人仍然生活在叶尔羌,有些人甚至是基督徒。写信给宣教士的那位妇人说那里的差会建筑还保留着。她也曾去过英吉沙,看那差会遗留下的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