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扬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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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喧闹的街市上,群众很容易会被四处游走的音乐家、说书人和街头布道者所吸引,于是聚拢到一起听他们,这是传教士们利用的一个事实1。 至少有时候,招集人们在宣教站做礼拜是颇为容易的事情。奇怪的是在这个典型的穆斯林地区,男人和女人是一块到达教堂的,即使他们在教堂中分开而坐,男人坐在一边,女人坐在另一边2。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时候,雷切尔.温盖特(Rachel Wingate)写道,虽然只有不到100人是基督徒,但在喀什葛尔和叶尔羌,也有两百来人每个星期天都会聚到一起做礼拜3。1924年俄罗斯人纳扎洛夫(Nazaroff) 先生在叶尔羌呆了一周,他有意思地看到基督徒和穆斯林在一起做礼拜,并聚精会神地倾听本地传教士的布道4。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人们在教堂的到场率也是不错的5。 在其他时期,人们在教堂的到场率是比较低的。当然局势的动乱不安影响了崇拜生活。在这种时候,人们不想去,或者不敢去教堂。在那段时期,在汉城(Hancheng)的中国差会处于异常的困境之中。驻留在汉城的瑞典传教士西格丽德.拉尔森(Sigrid Larsson)小姐,在她的日记中经常提到很少有人来做礼拜,甚至说有时候约翰.托奎斯特(John Tornquist)只有面对一个中国人讲道6。 对一个穆斯林来说,基督教的礼拜形式是有点新鲜的,是不同寻常的,因为无论是颂歌还是布道,都与他们宗教礼拜的风格格格不入。然而,在一个参加教堂礼拜的穆斯林身上,可以发现许多积极正面的东西。例如,他们很容易静下来达到崇拜的心境,因为穆斯林习惯于在清真寺里这样礼拜,而且当牧师举起双手祷告的时候,人人都会跟着做7。 对穆斯林布道是件棘手的事情。差会秘书伦达尔(J. E. Lundahl)在他的《世界宣教》(World Missions)一书中直接了当地表示在穆斯林国家布道是件不可能的事情8。这一结论遭到东土耳其斯坦的传教士瑞卡德.奈斯透姆(Rikard Nystrom)的强烈拒绝,他以自身的经历写道:“… 我们现在毫无阻碍地能够在这个国家对广大的穆斯林传教布道,一个星期天又一个星期天,一年又一年,在教堂里,或者可能的话,在集市上…”9 传教士们不会在公众场合出现,直到他们对当地语言的掌握过得去为止。避免在集市上布道,除非你的语言水平流利。这个决定是为了防止出现任何的尴尬或在辩论中被对方打败。然而,在医院中的晨礼为练习语言和向穆斯林做见证提供了大好机会。 在基督教信息中,是什么特别使穆斯林感到不快,并激起他们的反对呢?乔治.罗伯兹(George Roberntz)写到:“我们可以这么说,是对他们得救赎的每一件重要事情”10。空间不允许我们去审察穆斯林的信仰,甚至表面的考查都不允许,但是只要说明伊斯兰对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和耶稣复活的观点与差会的信仰是十分不同的,这就足够了。在这些领域的不一致导致了他们对福音中心信息的拒绝11。 按照早期的一位瑞典传教士拉奎特(Raquette)的说法,向穆斯林们传教是件极其棘手的事情。找到圣经中的相关经文和生活中的相关例子来解释和导向基督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圣经中的神迹故事是非常有用的素材12。拉奎特还赞扬过一位瑞典传教士,这人有一次以宣读伊斯兰的清真言作为他布道的开场白:“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还有一次拉奎特提醒说布道者应尽力避开“绊脚石”13。 差会说耶稣是神儿子的教导引起了不安和愤怒。差会学校的学生们很快发现毛拉们在这点上是多么的敏感。在伊斯兰学校的男孩们也发现了这点敏感,摩恩(Moen)夫人说当他们想要戏弄老师的时后,他们就会大喊:“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14 在1912年印刷机投入使用之后,传教士们印刷了一些简单但有逻辑性的小册子,试图解释一些对福音的误解和绊脚石。1914年荷格伯(L. E. Hogberg)的小册子《生命的道路》(The Way of Life)出版,几年后,拉奎特出版了他的著作《穆斯林简明基督教教义》(Simplified Christian Doctrines for Muslims)。然而,有些人认为在跟穆斯林辩论时基督教护教学是存在问题的。有种担心,认为当穆斯林意识到用来支持和解释基督教教义的证据和迹象是缺乏时,他们就会更加坚定他们自己的信仰15。 小册子的分发对于福音口头布道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补充。据估计在差会传教时期,有60,000至70,000册的各种宗教小册子被出售或者免费分发16。 最重要的是圣经卷的分发。过了一段时间后,人们对于圣经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某位传教士写到:“人们过去常常撕毁手中免费拿到的福音书,或者扔进火堆里,反之,现在他们会感激地收下,是的,他们甚至很乐意去购买。他们对福音书表现出的尊敬跟一个穆斯林通常对其他圣书所表现的尊敬一样。”17 奈斯特姆讲起了一个人,他是一位老师,为寻求医疗帮助而来过叶尔羌的差会宣教点。在那里的时候,他购买了一本圣经册,马太福音,并把它带回了家。后来,他与其他一些毛拉们一起阅读它。前面几章他们都接受了,但是当他们读到第3章的最后一句经文,即“这是我的爱子”时,困惑开始笼罩毛拉们的心头。把耶稣当是神的儿子,这是穆斯林所听闻到最为冒犯的事情之一。当他们读到这里,就简单地擦去了圣经中“儿子”一词。当他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遇到“天父”一词也让他们倍感震惊,所以“天父”也被抹去了。当他们念到了11章的时候,“天父”和“儿子”出现了好几次,他们认识到这本书是多么的危险。他们决定唯一可做的事就是烧毁它,但是其中一个毛拉干涉道:“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自己都承认福音书是来自于真主的。18”他们嘲笑了这个人,但他得以把这本书藏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带着这本“修订”的书来到差会宣教点,然后换回来一本新的。 与个体的私人交谈也是事奉中布道的一种补充。一个宣教士或本国的基督徒在一个对属灵问题感兴趣的穆斯林身上所花的时间通常可以为一步一步地带领这个慕道者归向基督提供机会19。有时候基督徒会陷入疑惑,需要建议和咨询。同样,一对一的交谈和分享的机会是非常有效的。例如,一位本国的福音传道者有一天过来表达他对三位一体的疑惑。其中一位宣教士深刻而热情地向他解释了三位一体的教义20。家庭拜访通常是为在教堂或集市所讲思想做跟进工作的有价值的手段。任何在市场上接触过福音的人,被视为仅仅是有一点点兴趣的,亦或是曾来到过教堂的人,都会得到一次家庭访问的机会。女性传教士在家庭访问中很宝贵,拜访病人更是女性的重点。 随着工作的进展和扩大,当地基督徒逐渐地接管了诸如在教堂和集市上带领服事和布道的职责。西格丽德.纳尔森在她的日记中提到,在汉城,礼拜服事工作通常由中国人来带领,他们有时也会布道。然而,在动乱的时代,对福音传道者来说,在诸如集市这样的公开场合布道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因为他们会被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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