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道会开始在中国宣教的几年间，有十九位新的宣教士到达了这片宣教工场。1924年，约翰‧劳斯特迪（John Norstedt）、埃伦‧索德博格（Ellen Soderberg），嘎纳（Gunnar）和迪利亚‧赫尔曼森（Adelia Hermansson），还有一个英国女性雷切尔‧温盖特（Rachel Wingate）抵达这里21。第二年到达的人有：鲁思‧艾尔伯特（Ruth Ahlbert，生于Osterberg），斯格夫雷德‧伯森-摩恩（Sigfrid Persson-Moen）和伊斯特‧艾伦森（Ester Aronsson），他们俩后来结为了连理。1928年，马哈‧伯格威（Maja Bergqvist）和纳米‧雷登（Naemi Ryden，跟Terning结了婚）到达了。一年后，匹特斯（Petrus）和英格里德‧堪斯姆（Ingrid Kangstrom）、艾斯特‧乔森（Ester Johansson）、利萨‧嘎斯（Lisa Gahns，跟伯森结了婚）、艾玲‧乔森（Elin Jansson，跟罗伯慈结了婚），和克瑞斯坦‧赫尔曼鲁德医生（Dr. Kristian Hermanrud）到达了工场。1931年，同为医生的格里塔‧赫尔曼鲁德夫人也加入了她丈夫的事业。同一年，伊瓦（Ivar）和伊莉萨白‧胡克（Elisabeth Hook）抵达工场。

这些传教士有许多一直服事到1938年「痛苦的终结」。约翰‧劳斯特迪1932年死于伤寒22。另一位同工，埃伦‧索德博格从教师宣教协会（Teachers’ Mission Association）23领她的薪水。赫尔曼森一家人直到1930年离开，一直在差会做志愿者的雷切尔‧温盖特于1928年离开了她的岗位。尤其有一对夫妇，堪斯姆先生和夫人，他们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1929年在他们出去工场的旅途上，堪斯姆夫人遭遇了一场意外事故。因为受伤严重，在喀什葛尔根本得不到足够的治疗，所以短暂的停留之后，这对夫妇被迫返回瑞典治疗。在他们第二次去工场的路上，堪斯姆先生在亚丁得了严重的疾病，他们再次被迫折回瑞典。在他康复之后，分配了国内的一个牧师岗位给他。1936年利萨‧嘎斯嫁给了卡尔‧伯森。仅过了几个月，她就去世了。赫尔曼鲁德一家人于1933年革命期间回到了家乡。

有时后，特别是早期的时候，工场上的传教士之间会有一些矛盾摩擦，但这种不和到了1920年代似乎或多或少地结束了。同为托奎斯特主要对手的荷格伯和拉奎特都回到了瑞典，但对托奎斯特来说不幸的是，他们俩都成为了总部差会领导的顾问。只要任何关于东土耳其斯坦的问题产生了，就要咨询荷伯格和拉奎特。自然地，这让托奎斯特很恼火，1924年亲自写信给总部的差会主管莱任(Nyren)，说「我们拒绝接受荷伯格和拉奎特为权威…24」从1924年到1936年，拉奎特是差会董事会的成员，关于东土耳其斯坦的一些决议，他是最常被请教的一位。他建议起作用的事情很多，比如1928年戴维‧吉斯塔夫森（David Gustafsson）请求延长他的休假，以便让他可以参加MCCS庆祝50周年的暑期大会。差会秘书伦达尔先生认为延长他的休假理由不充份，但写信给拉奎特问他对这件事的看法25。还有一次，工场请示总部关于一位传教士艾瓦‧胡克（Ivar Hook）想回国接受一些医务培训的问题。在决定作出之前必须得问过拉奎特26。还有一件事请示过他，乔治‧罗伯兹写信给总部，请求批准他的未婚妻加入工场跟他在一起。伦达尔再次写信请示拉奎特，「本特森（Bengtsson）和我都认为这件事最好是先征求一下你的意见。27」

托奎斯特有好几次都明确反对董事会咨询拉奎特来作关于东土耳其斯坦问题的决议。有一次托奎斯特写信回国投诉一个同事不来工场，因为是拉奎特建议他呆在国内的28。还有一回，托奎斯特写信给差会秘书伦达尔先生，表示说在斯德哥尔摩的董事会受到拉奎特的坏影响。伦达尔在给托奎斯特的回信中说，他的批评「不十分正确…我从没有做过任何不光明的事情。29」

许多的宣教士，如上面看到的那样，都是好强的固执己见的人。这样的人也有他的优点。在许多时候，这些好强的硬性子往往对别人会表现出巨大的同情和关照。尤其是托奎斯特，他很乐意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表现他公平正直的一个例子是，1915年的时候，马谋倍克（Mia Mobeck）必须离开工场，托奎斯特就写信给斯侯姆（Sjoholm），解释她的情况。即使她在某些方面曾做得不好，但托奎斯特表示非常理解，并公开承认他早先也有对她不公平的地方30。还有一次，托奎斯特写信给被迫回到瑞典的奥斯卡‧安德森（Oskar Andersson），请求他的原谅，因为自己苛刻无情的话，托奎斯特信中热情地保证说欢迎他返回工场31。

瑞卡德‧奈斯透姆（Rikard Nystrom）是似乎有种特别的天分善于鼓励和称赞同事的宣教士。在发生了众多摩擦之后，加纳‧赫曼森（Gunnar Hermansson）还是被接受返回工场，奈斯透姆写信给这对夫妇鼓励他们。有人提议说赫曼森夫妇应该负责男孤儿院的事情。这个建议让奈斯透姆很高兴，他补充说，「这里的人对你们评价很高呢」32。另一位同工，弗莱达‧路德尔（Frida Lundell），根据某些宣教士的说法，说她也已经失去了返回工场的权利了。而奈斯透姆为她辩护，当她1934年突然死去的时候，他充满诚挚和敬意地悼念她33。他还给她在达内莫拉(Dannemora)的家人写了一封充满赞赏和安慰的慰问信34。

拉奎特讲起了同工之间坚固的相交；友情好的话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源泉。有一次，拉奎特先生经历了深深的忧虑和绝望，因为他的儿子病入膏肓了。一天晚上他坐到小儿子的床边，境况使他顿生绝望之情，他自己对神的信心似乎也没有了，这时安慰的话来了。一位女宣教士悄悄地推开门，走到他身边，轻轻地把手放到他的肩膀上，小声地说着安慰的话，她说不管发生甚么事，耶稣总是跟我们在一起，说完又像来时一样静悄悄地走了。拉奎特称她为「天上来的使者」35。

每一位宣教士都为别人的安康着想。一位女宣教士的见证以一种简单但强有力的方式表明了这点。她是一个单身的宣教士，跟其他的宣教士关系开放友好。后来「老一点的同工开始害怕丑闻了」。特别是有另一位年纪大点的女同事就刻薄地对她说了伤人的话。她描述她当时的反应就像「被刺刺了一样」。她还说，「…伤害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为我的老同事祷告，最后痛苦也就过去了。36」

不屈不挠和信实是宣教士们的另两个重要特点。他们坚定的决心和顽强的毅力给了他们无穷的力量。

宣教士们也设法互相鼓励忠心和坚忍。他们总会设法记得别人的生日和其他特殊的节日 – 在正常的环境下，这也许是小小的不足挂齿的举动，但在他们目前的形势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有个人回忆说，宣教士们会自己画和编连环漫画，然后在这群人中传阅。看到宣教士们如何想方设法地鼓励他们的挪威同事奥托‧陶维克（Otto Torvik），真是感动人心。他短暂的造访东土耳其斯坦期间，在北去探寻开展事工机会的路上，他的生日到了。在发现了这个之后，宣教士们计划了一个生日晚会，还准备了许多礼物：鞋子、中国最好的丝绸做的领带、糖果和几箱饼干。陶维克说在这些送礼者当中「有几个单身的女宣教士特别突出」37。西格丽德‧拉尔森的日记中说喀什葛尔和韩城的宣教士经常聚到一起联谊。在叶尔羌，更有甚者在Jengi-Hessar，孤独的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在这些地方事工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较少的宣教士在那里。

在这个工场上宣教事奉时间最长的是约翰‧托奎斯特。有段长时间他是工场里唯一一个专门在汉人当中开展工作的人。实际上在汉人当中工作的宣教士群体从来就不是很大。艾伯特‧安德逊（Albert Andersson）和他的妻子从1903年到1912年在汉人当中事奉，卡尔‧伯森（Carl Persson）是在1920年代，埃伦‧托奎斯特（Ellen Tornquist）从1905年到1923年，西格丽德‧拉尔森是在1920年代晚期的时候，而约翰‧托奎斯特在汉人当中从1904年服事到1937年38。

1924年，约翰‧托奎斯特给差会主管莱任先生写的一封信中有下面一段话：

「到目前为止在这里工作的35名宣教士当中，只有三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熟练汉语。差会在中国到目前存在的这22年里，有10年我是唯一一个在汉人当中服务的宣教士。39」

虽然有很多困难和挫折，托奎斯特完全着迷于他的使命。1919年他在瑞典跟一群年轻人演讲时说，「如果我的生命从头再来一遍的话，我的抱负没有比作为一名宣教士更大的了40」。1935年，就是他去世的前两年，他在离开工场路途中的日记中写道：

「如果神天父用人类的声音突然对我说，『倘若你呆在欧洲，你将在地上再活30年，然而，如果你更喜欢去亚洲，那你只能活10年』，那么，我会欣然地接受10年，继续我的这片工场之旅。41」

就在1930年代早期「风暴」再次在宣教士当中爆发，1932年，差会秘书帕尔美(Palmaer)要求托奎斯特返回斯德哥尔摩帮助处理一些问题。当时托奎斯特已经是工场领袖和宣教士当中的内斯特（长老）了。Palmaer写信说，「我们必须清除最近在宣教士当中产生的所有误会。你得回家帮助我们。42」

帕尔美所指的「误会」其中有一个就是宣教士当中的不安宁不和睦，加纳‧赫曼森被指责要为此负责。他于1924年到达工场，在很短的时间里他就跟托奎斯特产生了大的分歧。托奎斯特，作为当时的工场领袖，负责确保新来的宣教士接受语言培训。赫曼森告诉托奎斯特说他拒绝学习土耳其语，这两个同事之间的摩擦从此开始了。赫曼森解释他的立场时说语言的学习无论在哪方面都是不重要的。赫曼森还干涉另一位同事学习语言，这一下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每当劳斯特迪设法遵守规矩学习语言的时候，赫曼森就给他打岔。这种情况通报了在斯德哥尔摩的总部，董事会处理了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托奎斯特写到：「当这样一个人来到董事会面前的时候，一切都变为了一个『个性』的问题。43」

1930年，赫曼森夫妇回到了国内，他们背后留下的是跟不同宣教士的许多坏关系。1932年，他们的休假结束之后，是他们返回工场的时候了，差会董事决定允许他们回去，虽然差会秘书伦达尔收到过一封来自托奎斯特的警告信，信中这样说：

「这里的宣教士们叫我写信给总部，请求总部不要准许赫曼森先生及其夫人，还有弗莱达‧路德尔小姐下一期返回工场。因为有他们在，叶尔羌的事工被严重破坏。十年的时间都不足以修补那里已生成的损害。当这家人作为客人呆在喀什葛尔，等着会国，他们无法满足。我听他讲的最后几句话是我所听过的最难听的话…在他离开东土耳其斯坦之前，据说他已经发誓，如果不允许他回到工场，他就让整个差会走向灭亡…他还是个极为胆小的人。在叶尔羌，他睡觉时枕头底下藏着枪。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