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世界各地在穆斯林当中服事的不同差会大体上都受到穆斯林对基督教态度改变的鼓舞。对基督的尊重和对基督徒行为的欣赏正日益升华。塞母尔．池维谋（Samuel Zwemer）甚至提出“伊斯兰的陨落”和预见向穆斯林布道的“新纪元”48。1930年，东土耳其斯坦的一位宣教士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他将这种新纪元描述成是迈向个人主义的第一步，“当穆斯林开始认为他是一个个体时，他就更容易接受基督”49。

东土耳其斯坦的教会从1920年代开始成长，1921年托奎斯特能够在一篇报刊文章中写下下面的话：

“几年前，每一个宣教点都收到了一套分享主圣餐的杯子。这很容易被看作是事情应该怎样跟事情真正怎样的讽刺。当时这里没有一间教会。现在这些杯子定期地发挥着它们本来的作用。为此我们真要衷心地感谢神。50”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描写了当时在叶尔羌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宣教大会。连续两个礼拜天他都参加了为穆斯林主办的礼拜。这两次礼拜，宽敞的新教会都挤满了穆斯林，他们看起来都十分有兴趣和专心。托奎斯特注意到到场的不仅是穷人，那些似乎达到小康的中产阶级也来参加了。

在1925年的一篇报导中，拉奎特说东土耳其斯坦收割的日子似乎终于到来了。据信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愿意敞开胸怀来领受福音51。第二年喀什葛尔建立了新教会，这时帕伯格（Palmberg）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那里整个的大兴土木期间，没有一起骚乱发生，这本身就是非常不同寻常的，想想早先差会刚刚起步时是怎样的情景。早先的时候骚乱充满着敌意和威胁，以至于宣教士们都为他们的生命担忧52。

1928年托奎斯特给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MCCS五十周年庆祝大会送去了这样的祝贺：“…我们差会在东土耳其斯坦的总体情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53”他说，差会很成功，比十年前的梦想情况还要成功。因着神的恩典，差会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差会之一。整个宣教界都承认“我们独自在前哨上奋斗”为神国的到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高度赞扬和感谢了神在建立教会、办学事工和宣教点的医疗事工上的作工之后，托奎斯特总结说：“东土耳其斯坦的瑞典行道会宣教士充满着乐观和希望”。

即便说50周年的庆典气氛带动着托奎斯特太过主观地描述事实，然而，没有人可以否认差会给东土耳其斯坦带来的变化。从1928年到1932年间，有86人受洗。1932年年初，教会登记显示喀什葛尔教会有教友56人，韩城29人，叶尔羌65人，Jengi-Hessar 13人。一共加起来有163人54。据记录的数据显示，1932年工场上共有22名宣教士，还有约30名既包括土耳其人也包括汉人的本国同工。主日学校的统计显示，有170名儿童受圣经教育，在十三个“日校”中有近300名学生。医院和门诊部的工作也是值得夸奖的，它提供了一个自然的机会可以接触各行各业的人。这一年间（1932），接诊了13,228名病人，做了大约50例大手术。一所新的医院在赫曼鲁德博士的带领下落户喀什葛尔，在Jengi-Hessar，一间可容纳200人就座的新教堂落成典礼55。

当时访问差会工场的挪威宣教士奥托．陶维克证实道，教堂挤满了想倾听神话语的人56。内地会的宣教士乔治．亨特（George Hunter）和米尔德里德．凯布尔（Mildred Cable）也肯定了瑞典行道会所做的有价值的工作57。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位大学讲师林达伯格（Lindeberg）把工场的事工描述为“极少数取得了真正成功的“宣教企业”之一”58。

差会工场等到了复兴的来临。温德拉．古斯塔夫森（Vendla Gustafsson）叙述了喀什葛尔的基督徒如何长时间地为属灵的复兴祷告。现在它来了。复兴开始于教会的教友当中。当圣灵刚开始作工的时候，有些基督徒承认他们曾偷偷地去过清真寺。礼拜的时候，人们公开地作证并悔罪59。陶维克对他的随从写到“…他被圣灵触摸了，完全变了一个人60”。

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当地本国的福音传道者约瑟夫．可汗(Josef Khan)（后来自称为Josef Ryehan）在叶尔羌事奉。复兴同样在那里迸发，有些年轻人成为了基督徒61。然而，当复兴爆发的时候，教会里有些人却完全反对这种复兴。他们觉得东土耳其斯坦属灵收割的时候还没有到。阿雷尔（Arell）说，有些人过份地甚至劝他们的朋友不要做基督徒。那些反对复兴的人认为作为一名基督徒不再是件荣耀的事情。基督徒变得如此众多，以至于个人“淹没”在群体当中了。但经过一系列的复兴聚会之后，这种反对的声音完全消失了，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被卷进了复兴的浪潮。接二连三地来悔过他们的罪。每次聚会结束之后，总有人请求帮助他们祷告和为他们代祷。他们忏悔念过穆斯林的祷告，守过某些伊斯兰的习俗或做过不诚实的事。有天晚上，一个年轻的妇女忏悔说她曾因受洗而后悔过。一个年轻的男子忏悔说早些年斯文．海丁（Sven Hedin）在那里工作的时候，他曾到海丁办公室偷过钱和东西62。

瑟夫．可汗对于东土耳其斯坦的属灵进程是这样说的：

“许多人说想成为基督徒，或者许多名义上的基督徒，他们并不远离原来旧的生活方式；他们仍然参拜穆斯林圣人之墓或坐在苏非领袖们的脚前…现在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尤其在那些由差会带大的年轻人当中。他们许多人现在充满了基督的力量，他们可以摆脱穆斯林旧偏见的压迫了。他们热心似火地向他们的穆斯林兄弟姊妹宣讲主的道…”63

差会到了考虑扩张的时候了。许多差会还没有触及的地方发出了紧急的邀请，请求有宣教士过去。罗维莎．恩格娃小姐（Lovisa Engvall）当时在距离喀什葛尔东北方向700公里的库特贾(Kutja)当护士，她在1932年一月写道：

“今天有位毛拉到我们这里来了。他坐了很久，看着墙上的圣经挂图，读了路加福音的前三章。他问我们为什么不去建所医院和学校…写信叫他们来…我对他说，我已经这样做了，但没有人来…一遍一遍反复地写直到他们感到头痛，他们就不得不派个人来…告诉他们这是座大城市，我们照样等待这里有医院和学校。”64

然而，差会的扩张计划并没有包括库特贾，而是已建立差会工场的南部和田，这些是老计划了。早在1897年，关于在和田建造一个差会分站点的想法就讨论过了。65宣教士们会时不时地走访这一地区。然而，设立站点的事情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阻碍，接下来的经济问题也搁置了此事。虽然要在和田建立事工的可能性似乎很渺茫，但宣教士们还是不断恳切地祷告，希望通往和田之门会奇迹般地打开。令人惊异的是，1920年，当时驻守在叶尔羌的奈斯透姆受和田总督之邀请前去访问。

总督想请一位医生救他两位严重病危的士兵。奈斯透姆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他想看到在和田建立宣教站。和田的总督表示同意这些计划并许诺为宣教士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此后不久，汉纳．安德森（Hanna Andersson）被叫去建立一项免疫计划，因为城里所有的儿童都需要进行免疫接种。总督派了一些军队护送她去和田，在这期间她成了他的座上客66。1926年，奈斯透姆再次被请去和田帮助处理紧急状况。这一次许多人建议他应该留下来，或叫一个别的同事去那里开展宣教工作67。

没有什么立即的行动采取了，但在1932年的东土耳其斯坦工人大会上，问题重新开始了。大会上有两个提议：第一，差会应该在和田建立一个门诊部，配备护士和助产士；第二，应该为本国人开设福音传道的课程。课程将在1933年春季的Jengi-Hessar开课。也许到时本国的工人将被派往新的地区68。

1932年夏卡尔．伯森在地区北部旅行的时候，遇到了类似的开放和友谊。他是挪威宣教士奥托．陶维克的导游和翻译，陶维克继续在为挪威的宣教士探索未来的事工。他们每到一处，都会遇到友好的人们欣喜地听着他们给耶稣基督做的见证，乐意买来圣经册和小册子69。还是在1920年代的时候，奈斯透姆旅行到这同一地区，他也同样对那里人们的开放态度印象颇深。来自叶尔羌的一些福音传导者在大山里做了长达25天的宣教之旅。每到一个村庄，他们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下乡期间他们卖出了45本圣经册和近100本小册子70。

在瑞典，人们兴高采烈。1920年代早期就已回瑞典的高斯塔．拉奎特（Gosta Raquette）特别受到这种开放态度的鼓舞，1932年他写道：

“东土耳其斯坦曾经一直是个艰难的工场，但现在不再如此了。我们习惯于称它为是块“硬地”，这个叫法不再准确了，我们应当停止这样叫。仅在40年之后，基督徒在穆斯林当中的宣教工作就看到了如此可喜的局面，世界上还有第二个这样的地方吗？有这样的进步，我们当感谢神。”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