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政治巨变和差会工作终结，自然而然跃入脑海的问题就是：在变革中幸免遇难的基督徒怎么样了？在新疆是不是还完全有可能宣讲基督的教会？来自以前差会工厂的消息越来越少。然而，似乎有迹象表明当宣教士被迫离开之时并不是一切都走向了尽头。

宣教士被驱逐的头几年有一件事情被差会秘书帕尔美形容为“神奇怪的安排”。这件事指的是西格丽德．赛尔维108（Sigrid Selvey）夫人的事，她是1938年8月最后三名宣教士离开喀什葛尔后继续呆在那里的人109。这一家人在喀什葛尔一直居住到1943年赛尔维博士转居印度为止。从1938年到1943年“没有宣教士”的这五年当中，赛尔维夫人对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基督徒或曾经跟差会有过密切来往的人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110。她跟瑞典方面稀疏的通信中反映了政治发展，也可以一瞥剩余的基督徒的命运。

在日期为1938年1月的一封信中，赛尔维夫人描述了最近的事情。她写到她1937年8月的婚礼情况，一开始的民间仪式是由英国领事馆的总领事派克曼（Packman）主持的，后来的教会婚礼是在差会教堂由斯格夫雷德．摩恩来操办的。“教堂里挤满了人111”，她写道，“有好几百人到场参加婚礼，无畏无惧。差会仍然被接受，人们去教堂也没有受到威胁。”然而，到了春天，局势发生了恶化。赛尔维夫人叙述了瑞典行道会和英国领事馆是如何被抵制的。瑞典人和领事馆的人失去了他们所有的本地工人，因为许多工人都被逮捕了。只有英国公民才可以安全地走到领事馆围墙之外112。

1938年8月，她写道她的境况很不安全。所有的瑞典宣教士都离开了中国，包括变革之后还呆在那里的这三个人。在他们离开之前，他们参加了她的女儿安妮（Anne）的受洗仪式。艾尔伯特为这个孩子施洗。来自乌鲁木齐的三名中国内地会宣教士也参加了洗礼。他们在喀什葛尔呆了几个星期，打算跟三名瑞典宣教士经由印度从陆路走到欧洲。乌鲁木齐的差会也面临同样的命运，此时瑞典差会和三名英国宣教士在接到离开中国的指示后正在回家的路上。赛尔维夫人还写道瑞典的宣教士留下一些东西和钱在她家里，叫她分给可能会向她求助的基督徒。她得到了额外的一批钱，这样她就可以为一些孩子安排去印度的旅程，他们的父母已经先到了那里。赛尔维夫人写道她希望这些孩子可以到达印度，否则他们的处境会很艰难。她写到，“没有一个基督徒露面，我从没有走出过领事馆的大院了。113”

1938年11月，一封新的来信告诉了喀什葛尔的一些细节，此时喀什葛尔最近就职的新总领事是大詹森。在他出国赴任的途中，他遇到了这“三弟兄”。他向他们表示问候，说他很遗憾差会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信中还说差会里的一些妇女有露面。赛尔维夫人特别提到了几个前来领取食物和钱的寡妇。在秋天的时候她们定期地来领取她们的“福利”。赛尔维夫人在信中说有些人甚至从乡下的地方赶来。她没有过多地跟她们交谈，因为“这样的世道你永远不知道谁是可以信任的。”信中还带来其他一些消息：领事馆从差会接管的一个雇工贾玛律（Jamal）负责分发物品给那些寻求帮助的人；来自差会的一个年轻人撒母尔成了一名通信员和领事馆门口的门卫；英国公民可汗．赛希卜（Khan Sahib）去了印度。前面提到的这些孩子就是跟着他去印度与他们的父亲汇合的。到了最后一刻，还存有疑虑，担心他们是否可以去。关于孩子们启程前往印度一事，赛尔维夫人说“现在他们走了，感觉像是举起了一个很大的担子。”孩子们的父亲是来自叶尔羌的福音传道者约瑟夫．可汗和他的兄弟彼得。她继续写道“愿这些孩子们从我们教会多结果实。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彼得没有多大信心。”她还说，盗贼迁入旧的差会驻地盗走财物，到集市上和街道上变卖一切他们可以找到的东西。赛尔维夫人写到“有一天，有个人来到领事馆兜售一个带花边图案的水壶，水壶边缘镀金，上面还印有商标Rorstrand（瑞典一著名品牌罗斯兰）114”。1939年3月的一封来信提到差会驻地已经被军方人员接管了115。

在那个时候英国领事馆受到抵制。英国人不能再自由随便地行走；他们的佣人去集市买东西困难重重，没有人敢跟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时刻在间谍的监视之下116。1939年春，当局颁布了一道法令，令新疆省南部的所有外国人上交他们的财物给当局然后离开出境。涉及的外国人是英国公民，特别是许多年来翻越喜马拉雅山从事商贸的印度人。如果他们不马上离开，他们就会被强制驱逐出境。这就是35名英国籍印度人的境遇，包括七月到达吉尔吉特的九名妇女和十二名孩子，他们挨饿丧亲。他们被迫在最不适宜时间翻山越岭。他们被控涉嫌帝国主义活动而被驱赶出新疆。当这个消息传到喀什葛尔时，领事馆总领事大詹森就亲自去乌鲁木齐跟政府官员交涉这种情况。当局的回应很负面，部份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英国人支持了穆斯林叛乱并给了东干人帮助117。

毫无疑问，如果宣教士们到1939年夏的时候还留在中国的话，他们同样会被驱逐出境。宣教士们因为他们跟喀什葛尔英国领事馆的关系而受到批评。领事馆实际上－如果不是形式上的话－是最后几年差会的保护力量。差会不再从形式上在英国的保护之下的事实被下面这个事实显明了，在1938年差会解散的时候，伦敦来了指示，前面已经提到过，要求领事馆为宣教士和他们的财物提供保护。这证明英国的保护不是一个明显的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早年，赛尔维夫人几乎跟她的祖国完全隔绝了。偶尔能收到来自她的一点简短的消息，但大多数都是悲伤的消息。基督徒好像被发配到了劳动营，由于极端恶劣的条件，有些人没能生还。数以千计的吉尔吉斯人和土耳其人逃往印度118。在1943年的一封信中，她写到一些来自差会的妇女来到领事馆领取少量的救济金。这些年来，常有来自差会的人过来寻求帮助，她没有一次地提到一个男人119。

在另一封写于1943年春的信中，她描述了所有俄罗斯人大撤退之后的政治变化。“我们现在要自由多了，”她写道，“人们不再害怕我们了”。局势似乎变得更加宽松，人们十分高兴地去到领事馆。在她的信中，她甚至提到宣教士们也许还可以回来120。巧合的是，喀什葛尔总领事艾里克．西普顿爵士（Sir Eric Shipton）的妻子戴安娜．西普顿夫人（Mrs. Diana Shipton）在一封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在她的信中，她说在1942年冬去乌鲁木齐出公差期间，领事被热情和友善所包围121。另一个说明政治局势发生改变的事实是1943年一美国领事馆在乌鲁木齐开张，爱德蒙．克拉布（Edmund O. Clubb）先生为第一任领事。后来同一年，英国也在这里设立了一个领事馆，霍尔姆斯（Holmes）先生担任领事，同时也作为一个宣教士进行宣教的工作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