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土耳其斯坦，今天是作为一个省叫做新疆，正是东方两大巨头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中心点。十九世纪末，这一地区不但是政治「热点」；而且还是不同宗教间的交锋点。

在这个宗教会集之地，瑞典差会也加入其中，当时作为在一块广阔地区的唯一差传社团瑞典行道会（MCCS）正试图在突厥人和汉人中间开展福音差传的工作。它主要的宣教站点分别设立在喀什葛尔，1894年建；叶尔羌，1896年建；汉城，1908年建；还有英吉沙，1912年建。这个瑞典的差会吸引了国际的目光。约翰‧莫特（John R. Mott）博士在评价东土耳其斯坦差会时说道，「如果伊斯兰之门没有打开，基督教就不可能赢得世界。1」塞缪尔‧池维谋（Samuel Zwemer）博士着重指出瑞典差会对福音在亚洲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位于喀什葛尔，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他还特别强调说这个特殊的差传组织是他所知道的在传统穆斯林当中宣教最成功的一个2。然而，在经过了45年的艰苦努力之后，由于政治动荡，这个宣教的工作不得不在1938年划上了句号。表面看起来，结果以失败告终，「在许多其他的宣教努力中这个最非凡的事业」从没来得及发展成甚么，也只不过是个尝试，是个开始而已。

将东土耳其斯坦差传一些必要的方面归纳到一起是我长期以来的心愿和兴趣，在我看来，是个不同寻常的任务。在过去的十年甚至更多年的时间里，我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研究这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上。

本书的写作素材主要来自于收集的大量发往该地区和发自该地区传教士的书信。我还使用了一些在瑞典和东土耳其斯坦各大小会议的备忘录。其他没有公印的数据是在各处档案馆里找到的，比如利丁粤差会档案馆（Mission Archives of Lidingö）、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行道会、还有伦敦的英国国内外圣经公会的档案馆。几个传教士、他们的子女和亲密朋友在各种场合的回忆性叙述还有他们提供的日记、信件和其他没有公印的数据都是我的写作素材来源。

所使用的公印的数据报括许多出版的关于这个国家、其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普通著作。有几名瑞典人是其中的作者。1970年代，杨‧米尔达（Jan Myrdal）、拉尔斯－艾瑞克‧纽曼（Lars-Erik Nyman）和加纳‧嘉林所写的书籍已经出版。还有宣教士和各差会领导写的其他出版物和文献也是我的参考数据。在许多情况下，长达一生的传教士故事往往来自这些书籍。其他付印的文献包括年报、日记、周刊和报纸。

独一无二的印刷数据，比如MCCS的登记簿、宣教站日记、站点之间的通信、差会和当局之间的通信，在差会活动终止的时候丢失了。作为一项防范措施，宣教士在离开宣教工场之前将他们的档案烧掉了。因此，他们要设法销毁一切可能用来作为反亚洲基督徒证据的东西。他们希望这样做可以保存他们的性命。属于差会的一切打印的或没打印的东西在当权者看来是怎样的可疑危险物，宣教士摩恩（Moen）的经历就会告诉你。在他被驱逐的时候，摩恩的口袋里有一张手抄的圣经经文，就是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搜查的时候，这张纸被发现了，当警卫官员看见它是「一封信」时，当场就没收了它，并堂而皇之地解释说，「我不能让你带着这封信走3」。这些被销毁的文献对于了解差会本该是多么的有趣和宝贵啊，许多保留给后代的信件反映了宣教士的情况。这些信是各个宣教士在东土耳其斯坦写给他们的同事拉奎特（Raquette）的，1920年代初，当他回国的时候，他就带着这些信回家了。这些信包含了许多分析工场局势的细节。

这些数据源看起来似乎是单方面的，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它们都是由宣教士们自己所写的。至于人们的宗教生活－差会在这个方面渐渐发挥着它主要的作用－却没有太多的其他数据可以获得。关于伊斯兰的文献著作一般来说还是极其广泛的。但具体到东土耳其斯坦的伊斯兰情况，这个中国西部边界上的穆斯林宗教，一般的宗教历史却鲜有提及。而且说到瑞典差会及其工作的评价，除了宣教士他们自己之外，只有少数几个西方人真正看到过经历过是怎么一回事。一对美国夫妇亚洲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和他的妻子伊丽络（Eleanor）参观了差会的宣教站点，在他们的书中，有一些段落对他们所观察的有大概的描述。英国驻喀什葛尔的总领事跟宣教士们有频繁的接触。在宣教士和英国官员之间建立起了友好信任的关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总领事一直做到1918年的乔治‧马卡特尼（George McCartney）先生。在他妻子凯瑟琳‧马卡特尼（Catherine McCartney）女士的一本书中，叙述了他们在一起时的几个有趣的插曲。其他几位领事也对差会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和赞赏。

来自英格兰、美国、德国、瑞士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到过这个国家的记者和学者也跟差会有过接触，在他们的书中写过这方面的事情。后来成为了芬兰总统的古斯塔夫‧曼纳海姆（Gustaf Mannerheim）在20世纪初的时候作为一位俄罗斯官员的身份深入访问了这个地区。他也提到了宣教士们的事迹和他们给他留下的印象。英国的宣教士雷切尔‧温盖特（Rachel Wingate）从1924年到1928年作为自愿者在瑞典差会里工作。通过她在英国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使瑞典差会的事迹广为传播，远远超出了宣教士们能及的范围。1927年，她在一瑞典报纸上写下了下面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感知这个国家里的属灵黑暗，除非你亲临其境。4」

只有四名瑞典「局外人」当场看到了瑞典差会的工作。他们其中有三位探险家斯文‧海丁（Sven Hedin）、尼尔斯‧安伯特（Nils Ambolt）和艾里克‧若丁（Erik Nordin）。海丁和安伯特在口头上和书作中都描述过他们跟宣教士的相会和关系。他们成了差会真正的朋友。第四位瑞典真朋友就是加纳‧嘉林（Gunnar Jarring）大使，1929年他跟随一群宣教士来到东土耳其斯坦。他在那里做了一段时间的语言学研究，住在喀什葛尔的宣教站。1935年，他试图第二次去这个国家，这一次也是跟一帮宣教士同行。然而他被阻止进入国境，不得不在斯利那加跟他的同伴们分手5。嘉林总是在书面上和口头上对差会赞不绝口。

对于地理名词的拼写有几种写法。比如这个省叫做「Eastern Turkestan」或「East Turkestan」（东土耳其斯坦）都行。在语言学家宣教士拉奎特（G. Raquette）面前，我会使用「Eastern Turkestan」6。德国人对喀什葛尔的旧拼法「Kaschgar」有时在本书中也会出现。这里我使用更加现代的拼法「Kashgar」7。大部份情况下，沿用了宣教士们所使用的拼写，比如「Jengi-Hessar」（英吉沙）」。今天这个省份的新名称「Sinkiang（新疆）」被普遍应用，本书中有注释。所以「Sinkiang」将在最后一章的标题上看到。通常该省的名称拼作「Xinjiang」，然而，本书出现得很少。

从信中逐字引用的部分被现代化了，因为原文涉及到老的拼写形式和语法。相反现在已经弃用的称呼「Mohammedans」（穆罕默德教徒）却在逐字引用中保留了。剩下的情况，使用的是「Muslims」（穆斯林）一词。「Musulman」（伊斯兰教徒）这个词即使在现代文学中也能找到，但只用于直接引用中。H. S. Nyberg对于这些不同的称谓有如下的说法：「…Musulman这个形式采用自土耳其语，是作为一个波斯混合语存在的，应该在我们的语言中立即废除，而用Muslim取代，名词和形容词的穆斯林…形容词对应的伊斯兰应该是Islamic，而不是Islamite」8。

在穆斯林当中宣教是否该用「Allah」（安拉）而不是「God」（真主）存在争议。有些穆斯林认为「Allah」在西方语言中应该翻译成「God」9。宣教士们总是使用「Allah」，这个用法在本书中仍然沿用。

在有些情况下，宣教士使用的术语被修改了。特别是早期宣教士使用的「idols」（偶像）、「heathens」（异教徒）等等，都用「Gods」、「Asians」（亚洲人）或「nationals」（本国人）替换掉了。

为了对历史的发展有个更清晰的认识，本书按年代的顺序来写作。希望这样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有些事件在不同的时期重迭了，有这样的情况，这是有意这样安排的，因为考虑到连续性的原因。第一章为了解差会的宣教事业提供了非常简短但很必要的背景。真正描述宣教工作的是从第二章开始直到差会的被驱逐。本书最后得出结论基督的教会在新疆是活的。

因为我本人从没有过机会造访这个国家，我也不会说当地语言，所以我觉得宣教士们和他们的孩子们给予我的帮助真是非常的宝贵。本特‧桑科勒（Bengt Sundkler）教授和高级讲师西格伯特‧艾克森（Sigbert Axelsson）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有幸跟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宗教历史系的卡尔‧海伦克鲁克兹（Carl F. Hallencreutz）教授合作，他成了我孜孜不倦的监督者。加纳‧嘉林大使也给我提供了大量而有价值的书籍和建议。他还检查了我的手稿并做出重要的评论。MCCS会长高斯塔‧赫伯格（Gosta Hedberg）、差会秘书沃特‧柏森（Walter Persson）、还有古兰‧加勒（Göran Gunner）牧师都给过我宝贵的帮助。拉格纳‧卫德曼（Ragnar Widman）博士带我查阅MCCS的档案。最后，宣教士斯格弗雷德‧摩恩（Sigfrid Moen）还给了我漂亮的照片。

政治的动荡终结了瑞典行道会的命运。有时候宣教士之间的工作关系配不上说是体现了标准的基督教信仰。人类的软弱有时可能会令他们的工作变得似乎并不完美。虽然如此，这些短处怎么也掩盖不了东土耳其斯坦差传事工中宣教士们所表现出的勇气。

约翰‧胡特瓦

1  Folke, 1927 I，84页
2  Folke, 1927，27，84，87页。Nyrén给Törnquist，1927年1月27日。Andersson，1948，29页
3  摩恩访谈，1972年9月23日
4  Wingate在Friska Vindar，1927，291页
5  Jarring，1972，264页
6  Raquette，1928
7  Farquhar，Jarring et aliter，1967。Raquette，1928
8  Nyberg在Smith的序言，1961
9  Dialog…1971，44页和note 5，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