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简单地谈过最初新差会遇到的各种困难。现在，我们将详细地再讲几个更加严峻的危机。

好几次有穆斯林民众向中国当局递交书面诉状，要求将差会驱逐出境。在1899年的一份正式公文上，宣教士们被控以各种各样的罪名：

「他们（宣教士）让这个地方没有雨下，没有雪下，他们在我们的水渠里投毒，让人和牲畜都生病…他们买来小孩，把他们变成奴隶，让他们穿欧洲人的服装，教他们说他们的语言，诱使他们信奉他们的宗教。」114

穆斯林写的告状信送到了最高当局北京政府那里。然而，北京的回信说宣教士和基督徒都要受保护。不然的话，即使最高级的官员都要受惩罚。115

人们这种反应背后的原因是甚么呢？也许是因为缺乏淡水严重的干旱，作物歉收，等等。很最可能的是，人们可以看到神对新的宗教正开始在这个地方渗透的审判。可以肯定地说宣教士们对孩子照顾。一个后来一直住在瑞典的东突厥人说，他的母亲去了差会，就把他留在那里了。她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这个小孩，她知道没有甚么地方比宣教站更好了。116水渠里的水有害健康的事实是从别处得知的，如果说宣教士应该为此负责的话，那甚至有更多的理由驱逐他们。孩子们穿欧洲人衣服的事实也是可以解释的，因为如果不穿的话，在寒冷的冬天他们身上的破烂衣服会把他们冻死。至于学习宣教士们的语言，这只限于教一两首瑞典歌曲。但穆斯林把外国人的语言跟邪教和巫术联系在一起，就算只是几个句子的问题。他们不懂这个语言当然更加增加了这种神秘感。

1899年秋，头几年的困难在喀什葛尔反宣教站的骚乱中达到了顶点。原因也许是差会在人们当中正获得了立足之处。有几个穆斯林已经皈依，小的崇拜聚会开办了，一间小学校开学了，大量的病人慕名前来差会医院寻医问药。然而，宣教士们感觉被来自当地领导者们的一股像要把人吃掉的怨气所包围。雪上加霜的是，喀什葛尔来了一位新市长，一个出了名的鄙视外国人的汉人。

攻击差会开始于对宣教士住处一扇门的打破。几天后市长给荷伯格捎来一个消息，命令所有的宣教士立即离开这个房子。房子将要被推倒！市长和地主要求差会离开。一大群人聚集在宣教士住处外。荷伯格估计有500来人。情况看起来十分危急，尤其是人群中有些人已经开始攻击那房子的土墙了。于是荷伯格走出去见这群狂躁不安的人。他背靠着墙，设法抓住地主的胡子，一边尽量跟他和其他人好言好语。在接下来的混战中，荷伯格的衣服被撕成了几块，但由于人多混杂，他躲过了最惨的殴打。在全面混乱失控的局面中打人者相互自己打了起来。

消息送到英国特派员和俄罗斯领事那里。后者从他的警卫队当中派了一部分哥萨克骑兵来恢复秩序。

接下来的几天麻烦不断。有一天，荷伯格被传唤到市长那里，市长设法逼他承诺在四个月内离开此地。荷伯格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虽然英国特派员和俄罗斯领事都支持这个汉人。荷伯格反而问市长，问他是否不知道中国和瑞典之间签署的条约，条约中写明瑞典的宣教士不但允许居住在这个国家，而且要受保护担保他们的安全。这位市长视这个提醒是十足的侮辱，于是他喝得烂醉如泥。在醉酒中他在宣教士的房子上张贴了一个告示，宣布这座房子要被拆除。然而，这事并没有发生。荷伯格求助于在上海的瑞典领事，一个月后，北京政府发回一张公文给了宣教士法定的权利。117

同时在俄罗斯领事馆避难的荷伯格夫人和拉奎特夫人现在可以回家了，宣教工作在每天风雨飘摇中继续。118

这个时候叶尔羌也发生了针对差会的骚乱。作为一名差会医生在那里工作的约瑟夫.马斯鲁尔有一天早上遭到一群市民的围攻。他冲进药房，手握两个大瓶子。有了这样的武装，他朝外面吓了一大跳的人群冲了出来，人群被驱散了。119

跟这些当地的骚乱完全独立的是，汉人的仇外情绪以前所未有的暴力方式爆发，以至于触动了整个帝国，包括边远西部的东土耳其斯坦。我们要讲到的是1900年中国腹地爆发的义和拳起义。

19世纪末，人们当中的仇外情绪导致了一些秘密社团的形成。1899年「义和拳」斗士出现，凭借他们的空拳和明显有道教起源的魔术伎俩，他们自认为刀枪不入。这些「正义和团结之拳」最先要打击的就是欧洲人对中国的残酷剥削。外国人为所欲为，做事没有丝毫的犹豫，比如穿越家族坟墓修建铁路，在圣地里装起电话亭，或引诱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少年去基督教学校和教堂。

1900年，起义在北京爆发。皇太后后从甘肃召集「半训练」的军队进京。然而夏末时被包围的外国公使馆被后来增加至6万人组成的国际联军所解救。北京被有组织性地掠夺。和平的条件是给外国人在北京公使馆区域驻扎军队的权利。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侵犯。

义和拳起义不但打外国人，而且还打是基督徒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接受了那些可恨的外国人的宗教。据估计，有约3万名天主教基督徒被杀，近2千名新教徒也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在天主教宣教士中，47人被杀，其中5人是主教，还加上186名新教徒宣教士，其中有40个成年人和16个小孩。此外，来自圣洁会（Helgelsef.rbundet）的所有宣教士都被杀害（10人）。120

义和拳起义给当时瑞典在中国的差会组织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东土耳其斯坦也受波及，虽然这里的后果更加间接一些。例如，在起义中的积极分子被流放到这个地方，东土耳其斯坦成了「中国的西伯利亚」，各种犯罪分子都被驱赶到这里。从东方血腥现场传来的谣言一个比一个可怕，在集市上传得让人热血沸腾。穆斯林人民开始想知道除掉汉人和欧洲人的时候是不是到了，而在俄罗斯边境，汉人正纠集他们的军队。121

瑞典差会「屏住呼吸」。这种仇外情绪会不会蔓延到东土耳其斯坦而影响到那里的差会，像在中原那样？荷伯格说宣教士们都非常担心。122刚从瑞典回来的拜克伦德说，「我们所有的活动眼下实际上都处于停顿状态，由于政治局势不稳，为了不惊醒沉睡的熊，我们不敢动弹一下。」123在1900年5月离开瑞典的艾伯特.安德森和他的妻子还有罗维莎.恩格娃判断，在俄罗斯的土耳其斯坦作停留是明智的选择，直到11月份才继续前往喀什葛尔。124

差会带着许多问题和在巨大的担忧中进入了新的世纪。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宣教士们不断自问，是否还有可能在东土耳其斯坦继续工作。

差会的人员状况是令人担忧的。约翰尼斯.阿维塔瑞尼安1897年就已经离开了差会。安娜和约瑟夫.马斯鲁尔1900年回到了波斯。荷伯格先生及其夫人1900年离开了喀什葛尔，三年后他们才回到这里的工场。1903年马格纳斯.拜克伦德去世，这看来是差会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

差会工作的效果几乎为零。有几个穆斯林确实是受洗了，也有一个汉人皈依了，但办学活动在停顿，医疗事工也将要失去它在人们当中的信任了。每个人都承认差会遇到的困难，许多人认为差会在东土耳其斯坦的努力是没有希望的。其中柯尔穆丁（A. Kolmodin）教授在1903他的调查报告《新教差传历史A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中说，驻东土耳其斯坦的差会从巨大的困难中开始。这个宣教工场需要许多忍耐和持久的爱心。125传教学教授赖德烈（Kennet S. Latourette）也提到说MCCS在「这个边远之地，又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展开了差传的工作。126

除了一般绝望的形势之外，一系列的个人问题也积聚到工场领导荷伯格身上。其中的问题有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他跟阿维塔瑞尼安之间的不和，还有马斯鲁尔夫妇的事情，加上海丁对他的态度。事情过去很久之后，当总结起拓荒时代的辛酸经历时，荷伯格说：

「我们呆在东土耳其斯坦的头六年绝对是留下的最艰苦的生活的回忆。我们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困难和抵触。敌人，政治势力和属灵力量，这一切似乎都联合起来抵抗那里宣教工作的开展。我们只有一小步一小步地走我们的路。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曙光。」127

当荷伯格说在东土耳其斯坦开始的头几年是他整个宣教生涯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他还有过其他艰难岁月。尤其是在波斯的这些年一定给了他痛苦和失落的回忆。这对夫妇在那里失去了他们最小的儿子，儿子得天花而死，他们最大的儿子也因同样的疾病而导致一只眼睛失明。几年后，荷伯格夫人又受到流行性霍乱的摧残。128

很显然，宣教士们和瑞典差会董事局对新差传地方产生的这种艰难的属灵气候都没有做好准备。而这并不是MCCS第一次在穆斯林当中作工。1889年，奈斯透姆医生被派往北非的阿尔及尔。起初，这项活动是有意针对犹太人的，但很快也向穆斯林开放了。在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之后，这项差传活动被迫于1907年关闭。129在波斯的穆宣工作取得的成功也非常有限。

但是对于喀什葛尔这个宣教工场，却有不同的期待。这里「通往亚洲心脏之门敞开着」。但在宣教士们1890年代中期到达那里之前，对这个新宣教工场的实际了解只有何杰探索之旅后提供的一份报告。一位瑞典狂热家一星期的逗留就成了瑞典差传界朋友做出在东土耳其斯坦开展宣教工作这个决定的基础。这一切似乎开始得太乐观太仓促了。在瑞典宣教士们抵达之前，被差派的阿维塔瑞尼安单独在喀什葛尔呆了两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阿维塔瑞尼安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近乎于要崩溃了，所以很明显这个计划本应该更加细致地考虑，更加彻底地做好准备。而且当全体大会上做出在那里开展宣教工作的决定时，连何杰都不在会场。大会甚么依据都没有，仅仅凭借他写的那份报告就做出了决定。在这次重要的会议召开之前，何杰和埃克曼一直在信件交流。从这些信中可以很清楚地得知埃克曼已经计划好组织瑞典行道会的人去一趟高加索，以便跟那里的宣教士商量东土耳其斯坦的宣教计划。然而，因为霍乱流行这次行程便被取消了。130于是，凭借宣教狂热者何杰在喀什葛尔走马观花式的短暂停留而随意写出的经历报告—再没有别的了—大会决定在那里开展宣教事工。要是这个决定更加有事实依据的话，宣教士们就可以更多地了解他们从事的事业是怎样的条件和状况。那么开始几年的挫折就不会那么辛酸了。

114 The Missionsf.rbundet，1899，112页f
115 同上。
116 访谈Jacob Stephen，1970年7月6日。
117 Lundahl，1917，302页ff。Westman，1949，57页f
118 Deasy，1901，302页f。Skrine-Nightingale，1973，303页。
119 Lundahl，1917，303页
120 Westman，1934，649页，Platt，1966，26页，Bonniers Lexikon band 2，Stockholm 1961。义和拳人的迷信和宗教观念使得他们对宣教士特别敌视。然而共产主义历史研究并没有把义和拳起义看作是有宗教色彩的，而是把它看作是未来大革命的先驱运动。此外他们被看成是反帝国主义的。—西方势力的报复非常凶猛。德国的威廉皇帝派遣了一支2万人的军队前往中国，出发的时候，将士们得到以下命令：「记住，当你们遇到敌人时，不要饶任何人，不要取一个战俘。使用你们的武器，让一千年内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斜眼看一下一个德国人。为永久的文明铺平道路吧。」（Blomqvist-Lindstr.m-Odén，1967，47页）—圣洁会（Helgelsef.rbundet）派往中国的10名宣教士全部被义和拳所杀。（Fredberg，1939，156页ff，Jacobsson-.berg，1902，96页ff。Ekberg，1948，127页中给出的信息是错误的。）属于「联合差会（Alliansmissionen）」的瑞典人也遭杀戮。然而，这并不是瑞典联合会，因为当时它还没有在中国开始传教。所以本书中写到的「联合差会」或类似的提法指的是所谓的「辛普森差会（Simpsons mission）」，就是当今的「基督教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Alliansmissionen的差会秘书，Eskil Albertsson致Hultvall，1978年6月14日，Jacobsson-.berg，1902，13页）「联合差会」也代表了美国联合差会或北欧联合差会。它的领导人是佛瑞德里克.佛兰森（Fredrik Franson）。1893年，这个差传组织向中国派遣了约30名瑞典人。其中有14人，许多还是孩子，在义和拳起义中殉道。（Ekberg，1948，128页。Jacobsson-.berg，1902，17页ff）在他的《外国魔鬼De fr.mmande dj.vlarna》（奥斯陆，1977）一书中，Tore Zetterholm描写了一些圣洁会和联合差会的殉教士。当写到「联合差会」时，他说的其实是美国的「北美瑞挪会（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或「弗兰森差会（Franson Mission）」。—MCCS在中国内地湖北的宣教工场在义和拳运动中逃过一劫。然而有一个宣教站被烧为平地，但没有宣教士被杀。宣教士们一致认为最安全的办法是暂时离开中国，于是去了日本的长崎暂避。（Palmaer，1940，72页）
121 Fleming，1960，242页。Bredberg，1954，212页
122 H.gberg，1910，11页f
123 Larson，1924，17页
124 Lundahl，1917，5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