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之年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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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会创立之几年间,沃登斯通在几个重要问题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自从1904年接替埃克曼做了MCCS的领导人起(起先是主席,1908年后是会长),他就挑起了MCCS全部的领导重担。这里当然不是描绘沃登斯通如何作为一个差会领袖的地方,但一些细节可以映射出他跟东土耳其斯坦宣教士的关系。 在他们跟沃登斯通的个人交往中,宣教士们通常体会到的是距离感和冷酷感。1909年来中国做宣教士的奥斯卡.特宁说,「沃登斯通对待个人,对待宣教士可以说是非常冷漠的。」158上面提到的托奎斯特和沃登斯通之间的关系就更一步证实了这个说法。沃登斯通很少理解宣教士的个人问题。在他自己和宣教士之间他总是搬出MCCS条例来行事。条例必须尊重,即使宣教士有个人的困难。在沃登斯通看来,「MCCS的条例和规章比个人关系更重要。」159 荷伯格有几次也吃到了沃登斯通的斥责。特别厉害的一次是1912年,当新的印刷机运到宣教工场的时候,荷伯格没有等更有经验的大专家来,就迫不及待地自己组装起机器。这事传到了斯德哥尔摩,沃登斯通给荷伯格写了一封信,严厉地斥责了他一番。160荷伯格被这封信深深地刺痛了。而沃登斯通又给荷伯格写了一封信,甚至更清楚地表示了他的反对。荷格伯怎么可以忽视博林,而一切自作主张地装配印刷机呢,沃登斯通这样问道。「如果机子出了问题,MCCS就要付出大笔的费用。」161 MCCS办公室里沃登斯通多年的同事伦达尔说,沃登斯通有时候是很不讲情面。他的雷厉风行给差会带来了安全和稳定,但他在个人关系上应该表现出更多的体谅。162差传学校的主任古斯塔夫.摩西森(Gustav Mosesson)也是跟沃登斯通关系非常亲密的朋友之一,他也是这样的观点。尤其跟他的前任埃克曼比起来,沃登斯通更显得是个就事论事的铁面人。163宣教士也发觉很难在个人的事上找他。164行道会秘书舍霍尔姆就是个非常希望跟所有人保持良好个人关系的人,所以宣教士们更愿意给他写信。当需要理解和处理差会问题时,他们视他为沃登斯通的上司。165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当东土耳其斯坦的差会要面临视察的时候,宣教士们希望舍霍尔姆来视察。通常情况下,沃登斯通应当是首选。 这些年沃登斯通涉及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宣教士在婚礼上权力的行使。在1910年的宗教圣会上,作为代表的沃登斯通对此事提出动议。他提议教区大会应该请求政府给予宣教士在国外行使婚礼司仪的权力,当时这项权力只限于领事当局,他说这应该同样适用于其他有资格的瑞典人。这样的话瑞典的宣教士们就可以获得了这项权力。沃登斯通在教区大会上说,这个问题对于东土耳其斯坦的宣教士来说更是备受高度关注的话题。俄罗斯领事的一位官员曾经给宣教士们写过一个请示,他想娶一个瑞典女人,问他们是否可以为他们证婚。166沃登斯通提到说他曾把这个问题向大主教作了汇报,但没有甚么结果。他接着说,「我给我们的宣教士写信说,『去给他们证婚,不要犹豫,不要担心这样的无稽之谈!』」167教区大会拒绝了沃登斯通的动议。后来在议会上这个动议也遭受同样的命运。当时,沃登斯通已经离开了议会,但一些其他议员提出了这个动议。168 1911年,沃登斯通再次将同样的问题请示政府。他指出东土耳其斯坦宣教士荒唐的处境。他们必须甘心于内部的婚礼仪式,在一个宣教士同事面前宣称对神的忠实虔诚和彼此的忠贞不渝。「结婚的夫妇」被迫违反瑞典法律,因为那里没有人主持他们的婚礼。169这一次这个请求还是被拒绝了。直到1916年,宣教士们才获得主持婚礼的正式权力。170 沃登斯通全心全意参与的跟宣教士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上面提到的「圣经辩论」。沃登斯通本身也是一个圣经翻译者(The New Testament with explanations附注释的新约),他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语言上的问题。为了达到圣经翻译的准确性在宣教士们引起的这场争论中,他本身也积极地参与了进来。非常有可能的是,最后让权威的专家比如安德里亚斯教授接受宣教士对阿维塔瑞尼安的译本进行彻底修订请求的人就是沃登斯通。 差会的创立之年里,会众接近于不存在。几乎没有皈依者。到了十年工作之后的1902年,受洗者数量才只有3人。其中一个拉扎鲁斯(Lasarus)还是阿维塔瑞尼安在1894年之前独驻东土耳其斯坦期间给施洗的。拉扎鲁斯在20世纪初在差会里服事了一段时间。当几个宣教士回国了,马格纳斯.拜克伦德去世了的时候,拉扎鲁斯连同另一个汉人基督徒青年独自留下。这个时候拉扎鲁斯的亲属出面干涉他了。他们卖掉了他的房子,逼迫他跟他的家族一起前往麦加之旅。他后来定居在阿拉伯半岛,并在那里终老一生。他的基督教信仰究竟怎么样成了一个迷171。 1907年,差会创立了15年之后,有9人受洗了,其中4人是穆斯林-2人在喀什葛尔,2人在叶尔羌-5人是汉城的汉人172。在他1907年的小册子中,荷伯格写到了属灵成果的情况,标题是「看得见的果实」,说有5个穆斯林受洗了。托奎斯特在给舍霍尔姆的一封信中严厉地抨击了这种说法,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论调,还取标题说「看得见的果实」,因为有五个穆斯林受洗皈依基督。的确,它说其中有一人已经死了。他死的时候是不是还信仰他的救赎主?我们不得而知,但通过一些信息我们知道的是,他死在了麦加,作为一个穆斯林朝觐者而死。这不用我再多说甚么了…另一个皈依者在这里的集市上转悠,人们看了不禁要说:这个人真是败坏了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徒的名字。所以,当这本册子出版的时候,还有2人去年夏天受洗了,因此总共有四人。后来他们怎么样了呢?最后那两个受洗的因为犯下严重的罪行被逐出教会。那为人丈夫的又回到了清真寺,像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一样…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看得见的果实…其实等于是零。」173 然而,差会的工作并不完全颗粒无收。例如1911年斯提娜.马腾森(Stina M.rtensson)写自叶尔羌的信说,「我们学校老师的妻子受洗了」。174同一年,艾伯特.安德森在汇报他在汉城的工作时说,「我们的厨师死了。他是我遇到的最好的最正直的汉人。他没有受洗,但他死的时候嘴里一直叨念着耶稣的名字。」175 1912-1913年之交的时候,会众有了14人。当时宣教士的人数是24人。差会工作20年之后,宣教士的人数接近于当地基督徒人数的两倍。他们实际上几乎都是改信的穆斯林。一小群汉人基督徒在民国革命期间四分五散了。176 在瑞典后方支持MCCS的人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这么多年来,他们期待的是有所成果。关于是否值得继续在这里差传的怀疑之声传到了斯德哥尔摩的总部。而董事局站在了差会这边, 「有些人可能认为它是多余的,觉得做出这个决定是鲁莽的。这就是为甚么我们对这一分会的宣教工作的兴趣经常被在刚果和中国内陆及其他地方的工作推到了次要的地位。然而,情况不应该这样才对。」177 正当瑞典听到有声音敦促要关闭差会的时候,宣教士们正在建造基础。在差会活跃的各个地方都建立起了新的宣教站。喀什葛尔新的宣教站准备1903年投入使用。178新站地址刚好位于城门外一花园区域,俄罗斯和英国领事馆也在此地。汉人站1908年在喀什葛尔12公里开外的汉城建成。喀什葛尔的汉人宣教站也在突厥站附近的一个地方落成了。179当差会向汉人当局申请购买土地时,他们非常的刻薄。最后差会被允许去购买一块环境很差很差的地方,差到「没有人可以在这里长时间地生活…这是一块沼泽湿地,覆盖着死一般的绿色,脏水满地,草蛇和青蛙在一人高的芦苇间争夺霸权,蚊子满天飞,有毒的恶臭味令人作呕。」180然而在经过规划和清理工作之后,这块地方变成适于居住了,由于土壤的高湿度和气温的炎热,甚么东西都生长得飞快。在叶尔羌,新站在1909年建造。这个站址有很大的心理作用。为了能跟老房子连起来,进宣教站的门只有一个。这个门朝着另外的房子开,邻居和差会的对立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走进站点的人,然后就会给毛拉打小报告。因此,许多人不敢去差会,除非医院开门了,而且只有极少数人参加主日礼拜。实际上只有乞丐敢来。他们被人看见了也没有甚么东西可失去的。自新站建成后,任何人均可参与而不被看见。181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宣教站1912-1913年在喀什葛尔和叶尔羌之间距喀什葛尔110公里的英吉沙建成。182随着英吉沙站的建成,宣教工场联合成了一个地理单位。 这些年来,宣教士们一直计划向其他地方延伸差会。1908年,托奎斯特为了探明是否有向汉人差传的可能,他进行了向北之旅。除了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亨特先生偶尔去过这些地区之外,那里还没有基督教差会。183然而关于向北扩展的计划打了水漂。几年后,又有了扩展的新想法,但这一次是朝南扩展。和田被认为是建宣教站的好地方。况且仅靠叶尔羌的哈尔噶里克(Karghalik)可以变成叶尔羌的一个前哨。184 新站建立的头一阶段没有建立起教堂。后来才建起来的。头几年礼拜服事在小小的门厅里进行。然而,在所有三个穆斯林宣教站都建有医院。很显然,医疗保健工作是优先考虑的事情。从而我们说到过的机构化的差会现在形成了,在这个地方的整个差传时代都占主导地位。这些机构中包括儿童之家,文化出版工作和办学工作。然而医疗保健工作是开展最广泛的,也许是最重要的分支。 在喀什葛尔,医疗保健事工在1911-1912年间的革命暴乱中经历了战火的洗礼。这一时期宣教士们的工作使他们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都赢得了人们的好感。 因着医疗保健事工的投入,差会呈现了一种不平衡的状况。瑞典国内的董事局担心差会的这种发展。舍霍尔姆写信给医疗事工的老前辈拉奎特说, 这封信让喀什葛尔的宣教士感到失望。医院人手不足,希尔达.诺德奎斯特又是一位合格的护士。宣教士们对别人暗地批评他们的工作感到很气愤。按斯德哥尔摩的说法是,东土耳其斯坦差会在它的工作中变得太过人道主义了。宣教士们在信件中,报纸文章上和讲演中尽力为自己辩护。在1913年举行的一次演讲会上,拉奎特讲述了医疗事工的创立。宣教士开始时是小规模地帮助病人,但很快事情发展到环境开始支配宣教士的地步。他说, 「我们就是这样整天站着给病人服用药丸,涂抹药膏,包扎伤口。那时候我们经常说,『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尽头?我们来这里是传道、教知识的,现在除了给这些贫穷的可怜人涂膏抹药之外没有时间做别的任何事情。』」186 拉奎特在后面的讲话中引用宣教医生戴维.利文斯通的话说,「神只有一个儿子,他被差派到世人中间做了一名宣教医生。」 帮助病人成了工作的最重要部分。荷伯格写道,「…我从来没有勇气挥手打发一个仍然有一些康复希望的病人。」187医疗保健工作不仅仅是一种宣教方式,而且本质上就是宣教。Palmberg写道: 「当看到几千个病人脱离了病痛的折磨时,当许多的盲人重见光明时,当成百上千的家庭因差会助产士们的帮助而让他们母子平安时,当看到他们深深感谢的目光时,这项工作本身就有了它的动机,即使它纯粹是出于人道主义理由。」188 1910年英国人P. T. Eherton来访这个地方。他写道这里的人十个有九个感染了这个地方的某些可恶的疾病。他接着说,当病人找到宣教士时,他们就会得到很好的收治和帮助。189荷伯格称,病人为了能到达差会医院可以走上20天的遥远路程。190病人任何时候都可以来。医院就位于一个城门边。城门从日落到日出这段时间会从里面锁到。然而,宣教士们过城门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病人任何时间都可以进到医院。甚至有时候看门的人为了差会特意不锁城门。191 荷伯格引用了喀什葛尔医院一天的病案记录: 「第一位病人有复杂的骨折。一头狂暴的骆驼咬伤了他的前臂。来自喀什葛尔的一个人给他绑上了绷带,但绑得太紧实了,所以坏疽已经开始在手上长起来了。当绷带打开的时候,我们看到伤口上满是煤烟和灰尘,还渗出脓液…这个人发着高烧。第二位病人在他的腿上有个大挫伤。接下了的病人有发高烧的、得胃粘膜炎的、风湿病的、心脏病的、梅毒的、哮喘的、咳嗽的、甲状腺肿的、癌症的、创伤和皮肤病的、眼疾和耳朵炎症的、咽痛和其他疑难杂症,我们共接待了约30位病人。」192 荷伯格说,要尽量处理这么复杂的病案,而且宣教士们的医疗受训程度又不高,所以当然这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但他们别无选择。人们不能眼睁睁被病痛折磨。 创建之年时期差会所选择的目标和方向对整个差传时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确实可以说它奠定了整个的基础。剩下的在这个基础上搭建。 158 Terning,1956,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