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的生活是艰辛的。有些传教士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几个人早早地带着心灰意冷和几经崩溃的身心离开了工场。有些人在亲自体会了失败之后被迫放弃。他们的工作处境是这一切的主要原因。

日常生活是难熬的。在1913年罗维莎．恩格娃与差会关系破裂的时候，托奎斯特给国内的董事局写了一封信，信中充满了苦涩和沮丧。“…神的意思是什么？十多个人为了这片宣教工场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换来的似乎是徒劳，难道这还不够吗？难道人们的灵魂也必须献祭出来吗？”接下来他在信中批评起犯错误的同事来，“…巨大的诱惑迷住了罗维莎．恩格娃…看不到成功带来的鼓励，弄得身体和精神都疲惫不堪，憔悴不已…需要刨根揭底的信心。”145奥斯卡．赫曼森在一次传教士进修课程上也谈到了这同样的话题，“传教士们时时刻刻面对的都是一些注定会拖垮精神和摧毁属灵生命的事情。”146托奎斯特也暗示这么多努力却没有看到任何成果是多么郁闷的事情啊。当斯文．海丁在喀什葛尔看到第一批传教士时，他写道，“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他们的努力徒劳，他们的工作不结果实，他们的生活空虚－一切都是白费。”147事实上，情形没有得到一点点改变。不管是1910年代还是1920年代，都没有一点可以鼓舞人心的成功迹象。茍特弗瑞德．帕姆伯格（Gottfrid Palmberg）也是深感绝望，1919年他写道，“只有神知道看到几乎所有人的所有努力都白费时是如何耗尽。”1918年，荷伯格写信回国报告有两个新近皈依的穆斯林时，表达了最小的一个进展怎么样大大地鼓励了传教士们。他写道，“主藉着他们安慰了我们的心。”148

乔治．罗伯兹（Georg Roberntz）也写到了传教士们最大的苦难－贫乏的果实。“我永远忘不了在我起初呆在那里的几年里发生在叶尔羌的一件事情。我们的一位基督徒，也是被差会雇用的工人，他犯了罪，被查明是个大窃贼。当一位传教士想叫他认罪和悔改前非时，他却以嘲笑和辱骂相向。面对这种情况，我看到了这位平时刚强不催的传教士，在危险时刻似乎永远不知道惧怕的传教士，此刻却感觉心在滴血，瘫倒在泪水中。”149

孤独和寂寞是每个传教士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帕姆伯格一个人在英吉沙。他的未婚妻已经到达了工场，但他们不敢居住在一起或工作在同一个宣教站，为的是避免人们的风言风语。这是1914年。150四年之后的1918年，他完全合法地结婚了，但仍然工作在英吉沙。他写道，“到现在我已经在这里呆了八年了，我很疲惫了，精神上快枯竭了。”151 1920年回国后的艾伦．托奎斯特说：“那里的孤寂使我们变得腼腆。气候和疾病严重地影响了我们。”152 1921年从差会开除的阿道夫．博林悲愤地抱怨说：

“…除了深深的失落，我无言以对。除了长久的孤独，十年的煎熬，换来了我抵抗力的完全摧毁之外，我不知该说什么来为我辩护了。我曾遭受过的和正在遭受的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153

与瑞典的联系时时会被完全中断。世界大战期间，邮政和电报通讯当然特别靠不住。1917年，一封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报到了，它花了15天时间才到喀什葛尔，然而翻译得太差劲，传教士们唯一能辨明的事就是“Waldenstrom”这个词。他们连看带猜地推测出“老迈的诵经员”逝世了。154大战期间，几乎不可能寄送物品。1914年在保加利亚新印的由阿维塔瑞尼安-拉奎特编译的圣经译本因此好几年都寄送不到东土耳其斯坦。1912－1914印刷于柏林的拉奎特的语法书和词汇书也是遭受同样的命运。155

传教士们偶尔也有打破常规的时候，那就是有访客来到的时候。这些来访者不但给传教士们带来了变化和鼓励，而且客人参观差会后还在书中和期刊上描述他们的来访经历，于是，差会知名于世界的许多其他地方。

逐渐了解差会并说话写文章力挺差会的瑞典人当中比较典型的有斯文．海丁，尼尔斯．安伯特（Nils Ambolt）和加纳．嘉林。见证过差会事工的西方人有欧文和埃莉诺．拉蒂摩尔，还有记者彼得．弗莱明和埃拉．马亚尔（Ella Maillart）。诸如李．科普（Le Coq），斯乔伯格上校（Colonel Schomberg）和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这样的探险家也现场参观过差会。另一位值得感谢的访客就是赫尔曼．法兰克（Hermann Francke）。156

当来自西方世界的科学家、记者和其他人来到宣教站的时候，他们是被人以快乐和感激的心接待的。来访者在与传教士的接触中同样感受到的是喜乐和感激。在阅读他们的报道和游记时，你不但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对传教士的工作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而且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跟传教士之间的团契和他们在许多实际问题上所得到的帮助是多么的感激。157

驻喀什葛尔的两位总领事对传教士来说是重大的资产和财富。尤其是英国领事，对他们来说意味深远。在整个传教时代，总领事一直是传教士们的私交朋友，但作为总领事工作到1918年的乔治．麦卡特尼先生及其妻子有着格外特殊的地位。麦卡特尼女士在一本书中描述了她在东土耳其斯坦的岁月，其中记叙了她跟传教士分享时光时产生的几个洞见。158正是这个时候荷伯格建设了喀什葛尔领事馆。159好几位英国领事馆的其他领事和雇员都用有趣和友好的方式写到了差会的情况。160

事奉周期是很长的。一开始，在工场工作的期限定为七年。然而瑞典MCCS领导层认为这个期限可以延长到十年。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节约经费，并且工场不会有那么多人手空缺。而传教士们却反对这个想法，其中提到俄罗斯领事馆对雇员的做法，他们的工作周期从五年缩短到三年。俄罗斯领事说过十年周期只有在惩罚罪犯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气候可以跟刚果相比。161没有定出一般的延长周期。1913年舍霍尔姆视察工场时，规定事奉周期是六年半。162然而，人手的缺乏和世界上的政治动荡时常迫使传教士呆在工场的时间远远超出了规定期限。例如世界大战期间，有几个传教士不得不在宣教工场呆了十年。

为了有几个星期的休息，当夏天最炎热的时候，传教士们就会退居到山里面去。在帕米尔山脉的一个山谷里有一个吉尔吉斯斯坦集中营。这个地方叫波斯坦．特勒，传教士们在这里可以租用土地和搭建一些简陋的房子。而他们有些人是很不情愿到山上休假的，因为上山的旅程非常艰难。在马背上要颠簸好几天。163

传教士之间的共事不总是能成为他们都需要的支持力量。在这片独特的宣教工场，有这群独特的传教士服事着，他们个个性格刚烈，意志坚定。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坚持己见，有时紧张到产生悲伤的结果。尤其是有两个人更是水火不容：拉奎特和托奎斯特。的确，1912年的东土耳其斯坦大会决定，在视察到来之前，传教士间以往的矛盾应该“一笔勾销”。舍霍尔姆在视察期间也重申了这点。但火药味仍然弥漫。

托奎斯特和拉奎特之间紧张的关系由来已久。矛盾的种子也许是在托奎斯特准备第一次出发前往工场时种下的。他计划临行前去学习医学要成为一名医生。已经联系好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t）”。当这事传到东土耳其斯坦时，拉奎特在给差会董事局的一封信中称这里不需要医生。“我自己就是一位宣教医生，这里不需要再来一位。”164MCCS领导层听从了拉奎特的建议，并通知托奎斯特不要去进行医学培训，即刻动身前往工场。医疗宣教是托奎斯特特别自豪的，当他抵达工场后，他觉得他在穆斯林事工分会中发挥不了什么作用，胜任不了这个工作。于是他转而加入在艾伯特．安德森的领导下已经成立的汉人事工分会。他永远不能释怀董事局和拉奎特阻止他学医这件事。在他漫长的传教生涯中，这个隐隐作痛的心结总是频繁地以愤怒的方式公开爆发，而且经常跟拉奎特起正面的冲突。即使是纯粹很小的琐事都会释放他的不满。例如，有一次他在给伦达尔的信中表达了他对拉奎特的怨愤，原因是因为拉奎特被称为“副教授”。165还有一次是Svenska Morgonbladet（瑞典早报）就东土耳其斯坦情况对拉奎特的访问。当托奎斯特看到这张报纸的报道时，他给伦达尔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说拉奎特的信息是错误的。166

除托奎斯特和拉奎特之间的私人矛盾之外，对于汉人事工分会的问题也存在由来已久的争论。其他传教士被卷入进来，分成了两派。发生在喀什葛尔穆斯林宣教站的事情报告给了汉城的汉人传教士。从他们那里事情又经常上报到斯德哥尔摩。1914年，托奎斯特写信给舍霍尔姆，“老喀什葛尔上空有个魔咒…拉奎特和所有他的家人都生病了…他并不关心医疗工作…他在同工当中行事为人就像一头野猪…”167而有时候紧张的关系又突然会松弛。1915年，托奎斯特写道，拉奎特对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以前我对他尖酸刻薄。”168

传教士间的紧张和摩擦继续。几封信件可以说明愤怒的程度。有封信是关于托奎斯特的，其间夹杂着恶言谩骂。

“卑劣和憎恨仍是挥不去的事实…卑鄙的小心眼…有人被引诱辞职…这个优秀团队正同时在回家。托奎斯特的确是勾心斗角和颠倒黑白的能手…拉奎特你也必须辞职吗？”169

而另一位传教士评判托奎斯特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他被称为“小人”，并被威胁说总有一天会清算他所有的“恶毒”。托奎斯特夫人被轻蔑地指为是“他的小老婆”。170

另一封信证实了传教士间内部的严重分裂。好几位传教士遭辱骂。奥斯卡．安德森不应该允许重返宣教工场。罗维莎．恩格娃和阿道夫．博林丧失了所有信心。托奎斯特对差会学校的校长摩西森关于差会问题颇有微词。“是的，‘摩西’应该亲自到这里来，用托奎斯特劝说他的方式去担起穆斯林宣教的工作”。171这信没有包含对传教士的生活状况的真正理解或想去充分利用，他们发现如此艰难。

1918年的大会上，矛盾对抗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对抗爆发得如此暴力，以至于传教士们都不敢来年再举行属灵成长大会了。经历了各自赌气，痛苦，不相往来和各自回到宣教站一段时间之后，帕姆伯格给拉奎特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关于准备次年大会的事情，但帕姆伯格写道：

“上次喀什葛尔会议我们留下的不快记忆让我很害怕这次再开会了。除了我们当中其他的胡闹之外，令我们为难的，令撒旦非常愿意看到的就是你们两个人，我们的两位高级领导，那么地以仇敌相待…如果这次开会你决定要重拾你的敌意…那我们就将只纪念耶稣受难日来结束整个的会议，这将是比较适当的做法。”172

到最后，传教士们还是希望有可能开次大会。但筹划期间，情况变得很明显，就是不可能让他们聚到一块。帕姆伯格就这点给拉奎特写信说：

“为了尽可能地调和你们之间的矛盾，我给托奎斯特写过一系列的信。他的回覆非常明确地表示你们俩之间没有改善关系的希望。他还声称他不会参加培灵会，也不参加圣餐礼。”173

最后，拉奎特不得不将所发生的事情给MCCS主席莱任（Nyren）写了一份报告。报告是在1921年春写的。他承认传教士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和怨愤。当这份报告写好的时候，1920年度宣教大会已经召开了，拉奎特宽慰莱任说，会开得很和平，是次受益的大会。“对我来说，东土耳其斯坦是个愉快的回忆，在一切我从那里不得不带回的黑色事情中，这个明亮的回忆我很愿意带回家。”174

研究一下MCCS领导层与传教士们之间往来的信件，人不禁会纳闷，瑞典的领导者似乎没有为他们的传教士做点什么。有时候，行道会总部真的是缺乏判断力，缺乏得令人惊异。正值世界大战的战火燃烧最旺的时候，正是关系到数以百万的人生死关头的时候，舍霍尔姆给博林写信说，“帮我买一双内衬软毛的白色羊皮靴，寄回国给我。我要把它们送给我的女儿。”175在这种情况下，传教士发现MCCS主席的这个愿望必定会想多么的不切实际，多么的微不足道。还有，当博林被迫于1921年离开宣教工场的时候，那时行道会秘书伦达尔写信给他，使用的称谓是“博林先生”，而不是传教士。176博林给董事局写过信表示他“深感失落”。不让他保持“传教士”的头衔的确是完全正确的，但不是十分体谅。1912年，憔悴不堪并已生病的艾伯特．安德森从工场永远地回国了。盛夏时为了会面舍霍尔姆他来到斯德哥尔摩，但后者没有时间去见他。后来，安德森给舍霍尔姆写信说，“我想跟你说两句话…而你却时时刻刻都很忙，没可能见我。”177在差会长期和劳累的服事之后，遭受像上面这样的待见经历必定还有很多。

然而，可能有人也有很多话为斯德哥尔摩的MCCS领导层鸣不平。长期以来，总部对他们的传教士鞭长莫及。财务状况经常紧缺，让董事局无法帮助传教士。况且，对瑞典的差会朋友和领导层来说，的确很难完全了解这片宣教工场。

跟传教士打交道不总是那么容易的。他们有些人很复杂。他们也对瑞典的领导层颇有微词，说过些不敬的话。这样的事情在头几年，也就是埃克曼（Ekman）和沃登斯通（Waldenstrom）当行道会领袖的时候，从没有发生过。最直言不讳的传教士是约翰．托奎斯特。例如有一次伦达尔给托奎斯特写信，告诉托奎斯特说他在耶路撒冷参加了国际差传理事会的一个会议。托奎斯特的回信充满着挖苦的意味，指着伦达尔的信说，他不愧是伦达尔，在大会上“既出了风头又得到了好处”。“但是差传理事会哪有什么好处”，托奎斯特如是说，“他一点都不知道这个理事会做过什么好事情”。托奎斯特继续说，“是的，事实上他确实听过有人说差传理事会鼓励MCCS在东土耳其斯坦开展差传事工。多好啊，古老的瑞典不得不靠英国人和美国人来支撑！MCCS应该感到自我羞耻才对。这是MCCS的懦弱，它的领导者们为了赢得喝彩而不惜‘卑躬屈膝’”。“好家伙，我想起这个真觉得呕心！”178整封信都是对伦达尔的人身攻击，源于他在国际差传圈受高度赞赏的表现。

145 Tornquist致信董事局，1913年6月

146 SMT，1931，101页

147 Hedin，1898，190页f

148 Palmberg致信Lundahl，1919年4月19日。Grenljuset，1989，卷11，80页

149 The Ansgarius，1942，91页f

150 Palmberg致信董事局，1914年4月21日

151 同上，1918年11月1日

152 Lundahl-Walder，1938，158页

153 Bohlin致信Lundahl，1921年12月17日

154 Tornquist致信Lundahl，1917年8月20日

155 The Vinterny，1917，20页

156 Francke，1921，59页ff

157 例如Stein，1920 I，113页f. II 429页ff

158 Macartney，1931，30页，37页，40页，47页，88页，136页，153页

159 同上，201页。关于荷伯格的建筑技术，请见 Hogberg，1920，16页f脚注

160 Sykes，1920，第五页序言，37页，51页，66页，73页，104 页f，171页，173页。Etherton 1925，112页，1911，148页f. Skrine，1926，66页，279页 f

161 东土耳其斯坦差传大会纪要，1905

162 SMT 1914，80页

163 Etherton，1911，143页。英国领事艾瑞克．希普顿（Eric Shipton）1940年代在这里任职。他写道传教士非常受当地民众的赞赏。（Shipton，1951，41页）。有一年的夏天，荷伯格夫妇跟领事麦卡特尼及其妻子在这里共度假日。麦卡特尼女士记述了这次拜访，说她发现山里的女人生活得比喀什葛尔的女人自由得多。她们到哪里都可以抛头露面，不用戴面纱。（Macartney，1931，136页）。在波斯坦．特勒呆了一星期后，奥雷尔．斯坦因说，“平静美好的一周”（Stein，1933，289页；Skrine，1926，128页f）。对传教士们来说，能抽时间出来度假是非常难得的事情。尤其是在医疗保健领域，他们成了不可或缺之物。这点是很明显的，例如1935年埃拉．马亚尔在叶尔羌。她被寄生虫“吃光了”，病情真的好严重。但当她去请瑞典传教士医生就诊时，她被告知他们已经上山里面休假了（Maillart，1940，240页）。埃拉．马亚尔于是跟彼得．弗莱明一道走上了穿越东土耳其斯坦之旅。当这两位记者来到了喀什葛尔时，喀什葛尔的传教士也走到在山里休假了。然而后来他们还是碰面了。（Flemming，1948，528，540页）

164 Raquette…？

165 Tornquist致信Lundahl，1929年3月12日

166 Tornquist致信Lundahl，1923年11月21日

167 Tornquist致信Sjoholm，1914年6月22日

168 同上，1915年2月2日

169 Elin Svensson致信Raquette，1917年4月19日

170 Stina Martensson致信Raquette，1912年5月12日。“Stina”致信Raquette，1912年5月21日

171 Sigrid Hogberg致信G.和E. Raquettte，1920年施洗约翰节

172 Palmberg致信Raquette，1919年8月31日

173 同上，1919年9月6日

174 Raquette致信Nyren，1921年5月25日

175 Sjoholm致信Bohlin，1915年12月8日

176 Lundahl致信Bohlin，1922年1月22日

177 Albert Andersson致信Sjoholm，1912年8月2日。有时候斯德哥尔摩差会的基金是空的，传教士必须等待他们的薪水和盘缠才能成行。（Palmberg，1960年12月28日）

178 Tornquist 致信Lundahl，1928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