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初期有好几次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关闭差会的问题。瑞典的MCCS领导层很是焦心。他们说，尽管活动了这么多年，但差会既没有成功的迹象又没有稳定性。在一项明显看起来回报甚微的事业上，牺牲大量的金钱，耗费大量的人力，这是不是真正符合传教士的职责呢？
如前所述，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就被问起。1914年，这一问题又被提出。当时舍霍尔姆对传教士们表示了他的忧虑和不确定性。伊斯兰宣布发动圣战，差会的未来比以往更加飘渺不定。179然而那个时候关不关闭的问题没有得出答案。1921年，这一问题再次提上日程，这年夏天伦达尔让传教士们知道，董事局已经决定对差会发动调查。伦达尔说，已经有支持关闭差会的声音了，否则将它转手给其他差传组织，理由就是微乎其微的果效和“传教士身上屡次发生的事件。”180传教士们很不是滋味。叶尔羌的奈斯透姆给伦达尔和伟斯特林（Westling）写了一封愤慨的信，指责他们关于差会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他们为什么没有看到最新印刷的圣经发送到了工场？奈斯透姆说，现在他为“毫无兴趣寄送福音书”找到了解释，因为差会马上将关闭了。181在瑞典国内，1921年秋调查评估还在继续。那时后托奎斯特身在瑞典，他作为内行人被叫去参加。他拒绝了邀请，说“没有必要采取额外的措施。我们已经打破了最黑暗的时刻。”182董事局的决议再一次让差会继续运作。典型的一件事情就是J. M. Ollen那时编辑了一部卷数众多的文选集《Svenska missionsbragder》（=“瑞典传教士的丰碑”），但他对东土耳其斯坦的事工甚至只字未提。
1925年秋，关闭问题再次变成了讨论的话题。传教士们得知，这一次正竭力推动关闭决定的人是乌普萨拉的劳尔森（Lars E. Larsson）。劳尔森是MCCS董事局成员。他是一家鞋厂的总经理，对于差会财政有意见。在一封信中，托奎斯特对“劳尔森鞋王”表现得非常痛恨。托奎斯特宁愿被打死或被赶出东土耳其斯坦，也不愿意自动地离开那里。183这一次做出的决议也是继续开展东土耳其斯坦的差传事工。
有许多继续开展事工的理由。将东土耳其斯坦差传跟其他穆斯林差传比较起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取得的小小进步毕竟不是那么微弱。这一事实给了传教士欣慰和动力。为了学习穆斯林差传，艾伯特1923年去了开罗。池维谋博士和其他约一百位传教士在这个差会里面工作。艾伯特写道，“这里的差会比起我们东土耳其斯坦差会来说，工作时间是我们的两倍，相反，他们的成果却没有比我们大！”184东土耳其斯坦宣教工作不能停止的另一个原因是瑞典之外的传教界人士附于它的重要性，他们把它看作是“福音传入亚洲腹地的桥头堡。”例如，撒母耳．池维谋就亲自表示过对东土耳其斯坦的瑞典差会非常赞赏。185让东土耳其斯坦差传工作继续的又一个原因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以夺人耳目的强势发展着。1922年奈任（Nyren）说，如果差会在这个时候关闭，“这等于向整个穆斯林世界宣布基督教的破产。”186差会留下来的另一个强烈动机在基督徒皈依者的存在。他们将怎么办，托奎斯特问道。“他们会被杀死，否则只有重回伊斯兰。”187到了1930年代，这些担忧被证明并非言过其实。
而且，传教士和MCCS领导层经常指出东土耳其斯坦差会的重要性在于：在这么广阔的土地上，它是唯一在积极运作的差传组织。事实上，在一个面积相当与法国的区域内，瑞典差会是唯一在工作的差传机构。
这片区域之外，该省北部有其他差传组织工作。即使有这些差会，但对于瑞典传教士来说，他们体会到的是“边界另一方”的遥远邻居，在关于他们的有些事实上，提他们一下是有道理的。
中国内地会自从1906年起在那里开展事工，其中心位于距喀什葛尔约1,000公里的乌鲁木齐。这个差会在东土耳其斯坦的创立者，一直带领差会到1938年被驱逐时候的领导者，是苏格兰人乔治．亨特（George Hunter），“东土耳其斯坦的使徒”。所有这些年来，他从来没有离开宣教工场半步。188熟识亨特的摩恩（Moen）说，亨特是个极其吃苦耐劳和坚韧不屈的人。189在他广阔的宣教之旅中，他售卖圣经册，在集市上布道。他主要在汉人当中服事。他曾数次造访瑞典的宣教工场，第一次是在1907年。那一次他在叶尔羌呆了好几个月，每个礼拜天都向汉人讲道。同时，他自己也在叫人教他突厥语。190拉奎特翻译了一些小册子成突厥语，然后亨特拿去传播给一路上的民众。
在许多方面，中国内地会的工作方式都不同于瑞典差会。MCCS的差传事工更加固定一点，依靠的是它的医院，学校和教会。中国内地会则将尽可能大面积大范围地传播福音视为其主要任务。带领牧区和教学工作是传教士的重要任务，但永远不是他们的中心任务。191亨特自己希望能像保罗那样传福音。他爱引用保罗的话，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他将这句话付诸于实践。在工场的头几年，他施洗了两位穆斯林，但之后的许多年他没有给任何人施洗。直到1925年，才只有约十名基督徒。192这当然也归因于在这个地方要改变人们的信仰确实是普遍很困难的事情。亨特在这方面的传教工作跟瑞典传教士一样，都是吃力不讨好的。
为了融入群众，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穿着汉人服饰，还从其他方面尝试，力图将自己看起来跟汉人民众一样。例如亨特就留着长辫子直到1912年。当时，革命到达喀什葛尔，亨特那时正呆在那里。如前面所述，为了活命，他不得不赶快剪掉辫子。
在所有其活动之年，中国内地会在东土耳其斯坦的作为非常有限。从1914年到1930年代当一群年轻的传教士抵达乌鲁木齐的时候为止，亨特唯一的同事就是英国人珀西．麦斯。193 1938年，内地会写完了它最后的篇章。
在乌鲁木齐和周边地区，天主教差会也在活动。现代东土耳其斯坦天主教差会始于1880年代，就是从上面提到的亨德瑞奇（Hendrichs）神父从蒙古转移到东土耳其斯坦的时候开始的，他原先在蒙古也是一名传教士。起初他在该省的北部服事，然后定居到喀什葛尔。1880年代的时候，有另外三名传教士也到了该省北部。194何杰跟亨德瑞奇神父会过面。据何杰说，根据他的教育水平判断，他很可能是一位被驱逐的红衣主教。在一小房间里，他架起了一个蒸馏室，在那里酿造葡萄酒，白酒和白兰地。何杰视他为对计划有素的瑞典差会的一个危险物，从而力图叫他离开喀什葛尔。然而，当被邀请去俄罗斯跟何杰一起干时，亨德瑞奇神父却拒绝了。195托奎斯特说，亨德瑞奇神父的堂区只有一个他设法让其皈依的汉人。为了这个汉人，他举行每日弥撒，至于剩下的，他很久以前就已经放弃传福音了。196斯文．海丁说，亨德瑞奇神父和那个汉人有一次发生争吵，汉人被锁在做弥撒的屋外。而亨德瑞奇神父却继续讲着他的弥撒，自言自语，那汉人则透过锁眼试图聆听他的教诲。197海丁说亨德瑞奇神父能讲12门语言，但他补充说，“孤独，孤独，孤独－这是他的人生密码。”198进入20世纪没几年，他便死于癌症。199
天主教差会继续在该省北部活动。1922年，他们不但在乌鲁木齐有宣教站，而且在固尔扎、水亭和玛纳斯也建了站点。活动的带领者是圣言会的传教士，牧养的民众有350人。200天主教传教士直到1940年代末都留在那里传教。
在坐落于北部与苏联交界的伊犁地区有东正教基督徒，上面已经提到过。他们没有做传福音的工作。想将这些牧区带入北京主教控制之下的努力失败了。
回到瑞典差会，收效微薄仍然是个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
有些人的观点认为，收效不明显是由于不当的和短期的规划造成的。这是从一开始就如此。整件事情开始想得太乐观做得太草率。在做决定要去那里开始宣教工作的时候，已经有人指出了对这片新宣教工场的了解和认识是多么的微薄。前一年，在刚果和中国内地就已经开展了宣教事工。从一开始，这些事工就一直前途光明。在东土耳其斯坦存在新的和未经试验的东西，显然没有人为此做好了准备。
托奎斯坦指责MCCS领导层缺乏深思熟虑的计划。在托奎斯特看来，这么些年以来，MCCS总是这样成了他们的代表性风格。就受过医学培训的传教士这件事来说表现得尤其突出。托奎斯特写道：
“就培训这片工场的传教士问题，争论来争论去，左听建议右听意见，左不同意右不赞成，主意改来改去，一团糟，我们仍然还在原地…徒然地盼望着受医疗培训的传教士…在喀什葛尔，当帕姆伯格回国后就没有人了。在英吉沙，我们好长时间都没有医护人员了，现在我们和田又需要一个。”201
当属灵成果少得如此可怜时，传教士们有时会自问道，是不是给穆斯林的恩典时刻还没有到，抑或是它已经结束了。这些想法不是最近才有的。早在改革时代，就有人主张说教会没有职责去向伊斯兰民众宣讲福音。他们已经有过他们的呼召时间，但浪费了他们的机会。202 1902年的时候，拜克伦德提出过这个问题，“给穆斯林的恩典时刻是还没到吗？还是说已经结束了？”203 1920年，伟斯特林给艾伯特写信说：
“…事情看来唤醒穆斯林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到来，如果它会来的话。如果一个人能坚硬到连圣灵都离他远去的话，那整个民族也可以这样。”204
斯文．海丁让自己成了宗教气候学意味的发言人。他说，文化程度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宗教需求，“谁能保证说汉人和穆斯林成熟到足以接受基督教的时候呢。”205
荷伯格既不相信“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宗教需求”的说法，也不相信“伊斯兰浪费了恩典时刻”的观念。他说，穆斯林当然是可以用福音来赢取的。他接着说，“大部分穆斯林不是属于伊斯兰，他们拒绝福音是因为他们从没有听过福音。”只要给传教士时间，一切将会变样。206舍霍尔姆在1913年视察之后，他也分享这种观点：“有一天，当唤醒穆斯林世界的时刻就在眼前的时候－那个时刻的确一定会来－MCCS用信心和忍耐所取得的工作将会证明它比任何人所能想像的都要重要。”207 1916年，拉奎特写道差会就站在突破口的门槛上了。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么有利的条件。现在就是穆斯林的恩典时刻了！208
相信伊斯兰一定可以赢来皈依基督教信仰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期间经历了一次复兴。在1910年代末的英格兰，许多基督徒开始每天为穆斯林宣教事工祷告。这给瑞典的“Lararinnornas missionsforening”（=妇女宣教老师协会）提供了助力，使他们1922年向瑞典的所有基督徒发出了呼吁。除了别的以外，呼吁中说，“毫无疑问，我们发现藉着基督福音的能力，我们到了解决穆斯林问题的黎明时刻了。”209接着就是为在穆斯林国家宣教的差会祷告名单。论到东土耳其斯坦差会，其挑战是这样呈现的，“古老的突厥族民众…在被掉进泛伊斯兰主义陷阱之前，可以来到福音的庇护下。”几年后，撒母耳．池维谋发出了另一封呼吁书，书中他倡议“为穆斯林祷告一年”。210在每个月的第十六天，人们被邀请特别为东土耳其斯坦的差传祷告。
传教士们自己有一个很关键的立场。把差会视为是“量的问题”的那些人催促要更多的传教士。只要有更多的传教士，成果就会随之而来。因着脑中的全世界范围的宣教视野，荷伯格向1921年的瑞典全体宣教大会发出了一个请求，提议向全世界所有知名的差传组织发出穆斯林宣教呼吁。荷伯格建议建造一所国际学校，以培训“普通的”传教士、医生、护士、教师和产业带头人，还有青年领袖。211然而这些世界级的计划没有一样落实！
东土耳其斯坦传教士的招募不均衡。大部分是女性想去东土耳其斯坦。1914年，舍霍尔姆通知差会工场的人说，“今年，我们有许多年轻的女性想成为传教士。”212第二年，情况还是类似，但“我们也需要一些男性”。而在几乎同时写的另一封信中，舍霍尔姆写道，“我们需要两到三位年轻男性”。213拉奎特在出版物《Missionsforbundet》上这样描述传教士情况：
“有一件事情让我丧失勇气，那就是我很无助…要是董事局的哪个成员能到这里能看到这里的情况就好了，我想他不会在这里呆很久，因为他想马上回国，无论如何，他将会找个传教士去叶尔羌，除非他决定自己留下来，填补空缺。”214
有时候，传教士的短缺到了非常糟糕的程度，以至于某些宣教站完全没有传教士。因为这个原因，20世纪初期时叶尔羌的活动实际上暂停了好几年。在1920－1923年间，英吉沙的情况也是如此。215
差会固然可以被认为是个“质的问题”，这里传教士他们自己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传教士自己就是差会的主要问题。1919年，伟斯特林挑起了托奎斯特的毛病，“有时候我觉得你的宣教方法或是传教士自己的生命出了问题。”216
而另一位最争强好斗的人拉奎特在1921年承认传教士之间的关系是差传成功与否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拉奎特说，传教士应该检讨检讨。217次年，奈任给传教士们写了一严重信件：
“伊斯兰本身就困难得足以让我们焦头烂额了，而我们还要在传教士自身问题上添加这么多麻烦，罪已经犯下了，我们完全理解你们经历过的极端的艰难困苦。”218
1921年秋，差会和传教士问题在斯德哥尔摩被拿出来讨论的时候，托奎斯特正在瑞典。他对传教士是差会差传工作的一个障碍的指控进行了批驳，“因为一些困难和麻烦，让你们似乎完全忘却了所有神让我们在工场上取得的好事情。”219
迁就融合是不是赢得伊斯兰归向福音的一种方式呢？有些传教士明确拒绝迁就融合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你可以去迎合穆斯林，但让步是有限度的。如果这些限度跨越了基督教信仰的话，那就失去了它本质的内容。220托奎斯特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这样的表述的，“当伊斯兰的对抗性结束了的时候，要么基督教就不再是基督教了，要么伊斯兰不再是伊斯兰了，否则就是这两者都歪曲了。”221
然而传教士们－包括起初的开拓者－则力图在这两个极权主义宗教间找出现存的连接点。这非常重要，荷伯格说，不要去把穆斯林看着对手，不要在他们自己开始讨论和做出异议前就这样对待他们。他表示，在某些方面两宗教有汇合点和很好的切入点，比如信仰和祷告。222
罗伯兹批评说穆斯林宣教工作整体上是在辩论而不是在传福音。例如，充满穆斯林宣教图书馆的那些书作就见证了这点。老点的书籍和刊物尤其如此。罗伯兹说，不是传教士思想的激烈交锋、也不是让一个穆斯林信服的论点展示使穆斯林被折服，而是神圣化个人风采。223
在1925年的北欧传教士大会上，拉奎特指出，对差会来说，尽量调整思维方式和以穆斯林的条件角度来宣教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向漠不关心的一群众人展示基督教是一对立的宗教，并从而攻击其他民众的宗教和他们的宗教伦理，这种做法时代应该淘汰了。”差会的任务最首先和最重要的不是去拆台，而是去搭台。“因此，正是基于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基督教才能用它清晰的亮光和纯正的真理去作工并最终征服对方…”224拉奎特说，这种相互理解的先决条件在于传教士能看到和接受伊斯兰好的一面。所以他就是鼓励伊斯兰和基督教“对话”的倡导者。后来在1935年出版的《Muhammeds religion》（穆罕默德的宗教）一书中，拓宽了他的“对话思想”。在实际应用中，他力图将他对穆斯林信仰的开阔胸怀付诸实践。早在1906年，曼纳海姆（Mannerheim）就讲述了拉奎特如何让叶尔羌学校的孩子们在一毛拉的带领下学习穆斯林的礼拜。225这可能会被看作是走在自我抹杀的边缘。
伊斯兰人民可以通过持久忍耐的基督徒影响力来赢取。帕姆伯格1919年写道：
“经过这些年来以来，我越来越坚信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转变穆斯林的自我认同感的话…那就是真实的基督徒的影响力，每日所行…”226
荷伯格也相信平静、忍耐的影响力。他想传教组织和基督徒个人是否不该刻意认真地去考虑伊斯兰本身的传教方法问题。在使穆斯林改信时，穆斯林不称他们自己为传教士，他们也不建宣教站或学校。他们作为医生，生意人等身份而来，当他们在行驶他们的日常工作时，同时他们也就时时刻刻向公众“暴露”了他们的信仰。227传教士们可以设法完全按这样的方式生活，去接近群众，即使有了宣教站和学校。蕾切尔．温盖特说，虽然这些瑞典人活得像“瑞典人”，院子里有嘘嘘作响的蓝黄国旗，但他们的家向人们敞开着，邻居们可以经常来坐坐。228
179 Sjoholm致信Raquette，1914年10月16日
180 Lundahl致信东土耳其斯坦的传教士，1921年6月1日
181 Nystrom致信Lundahl和Westling，1921年11月19日
182 Tornquist致信Lundahl，1921年10月21日
183 同上，1926年1月1日
184 Ahlbert致信Lundahl，1923年9月15日
185 1926年MCCS年报，8页。The Missionsforbundet，1928，120页，Folke，1927 I，84页，Nyren致信Tornquist，1927年1月27日。John Andersson，1948，29页
186 Nyren致信Nystrom，1922年1月21日
187 Tornquist致信Lundahl，1926年1月6日
188 Neill，1971，263页。关于中亚其他的差会，另见Cochrane，1925，30页ff
189 Moen访谈，1972年9月30日
190 Cable，1948，84页f Cochrane，1925，31页
191 Neill，164，334页
192 Cable，1948，84页f Cochrane，1925，31页
193 Cable，1948，92页
194 Loy，1936/37，292页f，318页
195 Larsson，1905，338页f
196 Tornquist，1926，189页ff
197 Hedin，1893，458页
198 同上，1898，190页
199 Mirsky，1977，137页，238页f
200 Loy 1936/37，322页，Latourette，1945，325页
201 Tornquist致信Lundahl，1929年3月12日
202 Christensen，1959，203 页
203 Backlund致信Ekman，1902年2月14日
204 Westling致信Ahlbert，1920年10月13日
205 Hedin，1898，376页ff
206 Hogberg-Ahlbert，1925，262页f
207 Lundahl，1916，145页。1913视察纪要
208 Lundahl，1916，184页
209 Till gemensam bon…（= 一起祷告…）1922，1页ff
210 穆斯林世界，1928，209页
211 SMT 1921，177页f
212 Sjoholm致信Raquette，1914年3月17日
213 同上，1915年10月28
214 The Missionsforbundet，1907，7页
215 Tornquist，1928，452页，464页
216 Westling致信Tornquist，1919年11月17日
217 Raquette致信Nyren，1921年5月25日
218 Nyren致信Nystrom，1922年1月25日
219 Tornquist致信Lundahl，1921年10月21日
220 Aagaard，1966，4页
221 Tornquist，1928，444页。撒母耳．池维谋说，“妥协对他们来说就像对我们来说一样不可能。”（Zwemer，1925，149页。）
222 Hogberg-Ahlbert，1925，242页
223 Palmaer，1943，37页f
224 Raquette，1925，160页 ff
225 Mannerheim，1940，65页
226 Palmberg 致信Lundahl，1919年4月19日
227 Hogberg-Ahlbert，1925，241页
228 Wingate，195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