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介绍过的中国的政治发展在1932年之前对差会几乎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东干人和汉人在乌鲁木齐地区的战争交火或多或少地被视为地平线上凶险的乌云。在该省南部，差会基本上可以照常开展它的工作。
1924年伊始，喀什葛尔的基督徒被驱散了，现在要再次把他们集中起来是个问题。他们相继地从监狱和躲藏地回来。传教士现在为新成员提高了标准。差会重建之后到达工场的传教士摩恩费了很大力去理解这严格的措施。在经历了许多年似乎是无望的挣扎之后，差会终于在1920年代初有了些许的成功。接着迫害又不期而至，基督徒们如惊弓之鸟般被驱散。许多人公开放弃信仰。摩恩说，你一定能理解传教士们深深的伤痛和无边的失望之情。导致巨大的悲痛莫过于一切都成泡影的事实。这么多年艰苦的工作全部功亏一篑。用言语可能永远无法表达清楚，就用行动来说吧，“你们都出去！我们将要一切从头再来！”长期在这片宣教工场的经验告诉摩恩，柔和一点的态度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你千万不该问一个人他想不想再参加教会，你应该试图找到那些已经退出的人，问他们现在想不想离开教会。39
汉人差传也带来了很大麻烦。那里的情况总是不太稳定，但动荡时期就尤其让人头疼了。约翰．托奎斯特指出，汉族民众不牢靠，变化无常。在该省边境与中国内地之间有一道来回的人流。在东土耳其斯坦境内那是定向的循环，40汉城的这一小群会众在全省范围内遭驱赶，甚至在正常状况下也是如此。在东土耳其斯坦的大部分时间都工作于汉城的汉人宣教站的西格丽德．劳尔森，在1924年的一封信中写道会众是如何分散的。各地都有教友，比如喀什葛尔，英吉沙和哈拿，是的，甚至中国东部。41
牧养照顾和心灵治疗是重要的又是细致的任务。当然，传教士们照顾会众的才能和天赋是一个人不同于一个人的，而且面对的单独成员个体也是不一样的。例如，艾伯特就以太有耐心和太能容忍而著称。而且只要他个人财力上允许，他就会在经济上帮助当地人。有时候他的帮助被过度地剥削。42另一方面，有人说奈斯透姆太严厉，“但奈斯透姆过分严格了。如果有佣人做错什么了，那他经常遭受到的就是得一顿体罚。”如有必要的话，荷伯格也会采取类似的惩罚方式。43甚至女传教士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被迫要采取强硬措施。尼尔斯．安伯特在1930年代初访问了叶尔羌的传教士。他讲到了一个行为不端的雇工。传教士们于是让他选择他的惩罚，要么扣工资，要么一顿打。安伯特说，后者听起来真有点严厉，但事实是这的确是个很好的办法，到目前为止是最有效的。“来叶尔羌之前我自己从没有这么试过。我是在那里从一个传教士那里学的－是个女的！”44几天后，另有一位雇工犯了大错。安伯特就把他打发走了。安伯特说，“很快就有一个令人愉悦的女人来见我”，他描述着这个传教士。“你怎么可以这样残酷地对待这么可怜的人呢”，她说，“给他一顿好打你不就满意吗？”安伯特想跟她争论，说“我不会打一个已经成年的人”。她的回答是，“你真蠢－那是这些人会尊重的唯一办法。试试吧！你会发现这真的很管用。”
传教士们在面对这里基督徒的问题时经常感觉力不从心。摩恩说起他头几年在工场的事情，“作为一名年轻的没有经验的传教士，当我刚到工场时，我犯了许多错误。我把我们瑞典的道德准则应用到中亚的人身上。后来，我意识到我真愚蠢和无情。”摩恩说，在许多方面，这些人的人生观都有完全的不同。按照西方模式来要求一个犯了罪的基督徒完全认罪是过于残忍的。这等于永远剥夺了他的所有荣誉和尊严。那样会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这里的本地人有他们自己认错的方式。这可以照下面的方式做，“如果我做了被人指责了的事，或没有做（这是较可能的），请原谅我。”这意味着不管什么事情，一个谦虚的祷告以“保留面子”。45
在群众中磨合了这么多年的帕姆伯格对待基督徒们的缺点更加温和与宽容了。“在我们的一些基督徒身上，几乎看不到基督教的影子。然而，他们在群众中的地位又是那么艰难，以至于对他们低程度的悔改你必须用相当温和的态度去判断他们。”46
在许多事情上，基督徒们还是固守他们的老思想，在任何时候传教士们都要尽量考虑到这点。例如，仅仅看见猪或猪肉都会令他们讨厌，甚至一些老基督徒也是这样。因而，传教士们总是避免处理这样的事情。使用教堂响钟是阿雷尔夫人提到的另一个实际的细节，为了不引起冒犯，差会远离这事。在汉城的汉人宣教站，一口大钟被刻上了“喀什葛尔瑞典差会”的字样。但是由于考虑到穆斯林的感受，在突厥人宣教站没有这样的安排。当教堂钟声与来自尖塔的呼礼声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基督徒在其他人群中会肯定惹来麻烦。47
传教士要很敏感地对待基督徒和他们祖传的习惯和信仰。例如埃伦．托奎斯特给我们讲了一个差会里汉人基督徒老师的事情。他想长途跋涉去中国内地祭拜他家的祖坟。于是传教士们就在他走了之后照顾他的穆斯林妻子，并让她住进了宣教站。48
传教士对于这里基督徒很难打破旧习俗，比如在清真寺里祷告，伊斯兰斋戒等等的事实表现出了极大的理解。阿雷尔1933年报告了叶尔羌的情况，当时福音传道者约瑟夫．可汗在那里工作。自从他来了之后，“甚至老基督徒都放弃按穆斯林老习惯读乃玛孜和斋戒”，阿雷尔说。49“乃玛孜”就是穆斯林每日五次的宗教礼拜。很显然老基督徒比年轻的基督徒更固守于老宗教。这些都被传教士们所容忍了。但现在阿雷尔可以满意地宣布，“所谓老习惯”也正在失去在老基督徒身上的附着力。
艾伯特指出，对一个穆斯林来说，接受基督也许并不是太难。更难的是放弃穆罕默德。“审判日那天他的说情也许对于成为赐福的目标是个好事情。”。50这里的基督徒想活出基督徒的样子，想像基督徒那样去死，但他们宁愿跟他们的祖先一起埋葬在穆斯林墓园，而不愿埋在基督徒公墓。毛拉们教导说唯有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才被保证进入天堂，也许这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人埋在了穆斯林当中，那也许他就可以跟随大众一起混进天堂。艾伯特指出，这种从众思想是穆斯林的典型思想。当他们成了基督徒的时候，这也跟随着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么需要在教堂里团契。对他们的许多人来说，很难理解基督教信仰给了他们需要灵魂救赎的一切东西。
基督教信仰把皈依者变成了“属灵上的失业者”的人。51旧宗教给他们展现了通向救赎的行动上的辛苦之路。这条路包含了众多的宗教修行。但差会呈现的救赎是一种恩典的礼物，给了不值得给的人。这在穆斯林感觉起来是一种新的奇怪的生命，一个未知的世界。他们理解不了为什么，比如读好几章的圣经或在教堂做整夜的祷告在神的眼里不算是功德。52
在作为穆斯林生活的时候，皈依者过着一种很强的群体团结的生活。作为基督徒，他们缺乏这种团契。传教士们理解他们的处境，尽量帮助他们排解孤独感。一个办法就是让伊斯兰的许多节日转为在宣教站里的宴会。“我们尽量让节日对他们来说尽可能地喜庆”，阿雷尔说，“他们感觉太孤独了。”53一个特殊的问题是那些住在城外的基督徒，离宣教站比较远。他们不想参加凡是有他们邻居参加的穆斯林节日，他们也分享不了任何基督教的团契，因为他们住得离城里的基督徒太远了。54东土耳其斯坦大会提出了这个问题，讨论了对于这些教友该怎么办。大家的决定是如果可能的话，让他们在宣教站住一段时间，接受训练和参加团契。55艾伯特讲到过这么一个小组。他们是由六七个住在离喀什葛尔约一天路程的人组成的。他们常遭受他们邻居的迫害。在喀什葛尔呆了一些天回到村里之后，仇恨又特别加深了56。
这里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时刻处在危险之中。成为一名基督徒被认为是一种犯罪，可以判罚死刑。在这一方面，东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跟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没什么两样。57
吴汉（U. Han）是在汉城宣教站工作了许多年的一名基督徒老师，他也是教会的一名教友。他的妻子是个曾有过几次不幸婚姻的穆斯林。她的家人总是来烦她。当后来知道这个女人受洗了并被差会雇用的时候，这就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段时间后她的丈夫去世了，她的亲属们就来把她叫走。他们引诱她说，跟他们到城外某个地方聚到一起分配一下财产。然而这只是一个骗人的藉口。实际上，她被放在了两种选择面前，要么嫁给一个穆斯林，要么就是死。传教士听到关于她的最后消息就是她向压力屈服了，让那个穆斯林娶了她。这样她被家人当作拉回到伊斯兰信仰。58
除掉基督徒的一个办法就是毒死他。59比如毒药可以放进茶里面。而且毒药很容易就能获得。士的宁，就是所谓的狐狸蛋糕，在集市上就有得买。60荷伯格说喀什葛尔有个人经常来到宣教站，学习了几年的新约。他害怕他的亲戚会杀了他。传教士都不信他这话。他们看那人的担心越来越重，都有几分神经质了。不过有一天他走了，当传教士们调查时发现，是他的亲戚在某个晚上给他吃了毒药，第二天早上他就毒死了。61传教士逐渐了解到了好几起类似的案件。62
一个改信了的前穆斯林讲述一个基督徒必须忍受的困难。“接着它发生了，这是我长期所担心的，因为我信仰的缘故，我被驱逐出我的住处。没有人想收留我。无论我走到城里的哪个地方，我居民区的那个主管人就会自动冒出来告诉别人不要接受这个异教徒。我不知道带着我的妻子和我们的孩子去哪里落脚。”63另有一个穆斯林经常跑到差会来问这个问题：这个代价值不值得去成为一个基督徒？它可是要承担死亡代价的64。
行道会秘书舍霍尔姆1913年视察差会的时候，他也了解到本地基督徒的处境。这是他写到的关于他们的情况：
“他们会被自己的家人嫌弃，街头巷尾都会被人轻蔑和嘲笑，甚至会被剥夺谋生的手段。通过密探子，毛拉们暗中监视着所有参加差会服事的人。他们先好言好语地劝你不要再去见传教士们，然后再采用威胁的手段。我们瑞典的基督徒很少知道或根本不知道一个穆斯林要成为一个基督徒通常会付出什么代价。”65
大概十年之后，荷伯格描述到了基督徒的境遇。他指出，他们大部分人被剥夺了所有生存的手段。他们既不能卖又不能买，他们无处可以生活。66西格丽德．摩恩补充说，“瑞典的基督徒没有一半能承受过东土耳其斯坦基督徒的必须经受的试炼。他们一旦成了基督徒，就会被所有亲情和友情所排斥，他们在商店里买不到任何东西，也找不到工作”。67 1927年西格丽德．劳尔森在国内时写到了关于东土耳其斯坦基督徒的状况。他们不敢进城，因为有专门的卫兵会抓他们。68而1927年又是相当“正常”的一年。
传教士们花了很多时间想如何用实际的物质上的方式帮助他们的亚洲基督徒朋友。上面已经说过，基督徒们变成了“属灵上的失业者”，但他们同时也变成了物质上的失业者。荷伯格1917年说，一个可能的帮助办法是买一块大农场，在那里建一间铁匠铺和木工店。那么儿童之家的孩子们就可以学习如何喂养马，牛，羊和家禽。一些年之后，当孩子们长大了一些，他们就可以去学耕种，学铁匠，学木工等等。但荷伯格的梦想以一声沮丧的叹气就结束了，“我们没有钱。”69
1918年，荷伯格的小著作《Jolbas》第三版发行。这本书的目的就是鼓舞瑞典的宣教界朋友资助荷伯格的“农场异象”。他特别求助于MCCS青年团，建议每位青年部门的成员和主日学校的师生应该每人捐出10克朗，以在东土耳其斯坦建造一个儿童之家和学校之家。部分家园将由农场和菜园组成。70
同一年，差会可以在叶尔羌城外买一处房产了。也许它不如荷伯格所展望的那么大，但不管怎样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就可以建立起来了，来自儿童之家的孩子们－还有大一点的基督徒－便可以在那里学个一技之长了。71
1930年代，传教士罗伯兹先生及夫人还有Stina Martensson在喀什葛尔城外购买了一块农场。这里的目的也是为基督徒提供职业的培训和谋生之所。农场很好地运作了好些年，在30年代末差会快关闭的时候，它转让给了那个佃户。72
帮助皈依者的一条途径是差会为他们安排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会给差会带来很大的财务问题。荷伯格说，雇用所有的皈依者对差会来说是难以承受之重。73在1920年代正当差会的较好的时候，他就写到了这点。于是他估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基督徒，到时候基督徒会众将会如此之大以至于这些实际的措施不可能维持得下。然而事情的发展呈现了一种不同的形态。在差会50周年纪念大会上，传教士阿雷尔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主张说，对本地人和传教士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孩子们和青年人在差会的影响下首先学会一门可以谋生的技能，再来考虑要不要成为基督徒的问题，就是“选边”的问。74
在穆斯林国家非常普遍的一夫多妻现象对差会来说不是个主要的问题。只有那些有钱人才有可能有多个妻子。在差会工作的那些穷人当中，一夫多妻的人非常稀少。不过却也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个教会的教友背地里有一个小老婆。差会对此绝不妥协。这种关系一旦被发现，那丈夫就必须跟第二个妻子离婚。75
所以一夫多妻不是差会重点关注的问题，反而其他的婚姻关系通常更让传教士们大为担心。例如，教会有个教友的妻子离他而去，因为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这个男人现在是不是单独住呢？还是跟几个年轻孩子住？这事实上是不可想象的。传教士们很熟悉这个地方的情况，知道男人是不能没有妻子的。但如果他再婚的话，他必将选择一离了婚的妇女或者一个11到12岁的年轻女孩。这两种选择在差会的眼里都是不可接受的。或者如果一个教友犯了罪，离开了教会，抛弃了他的基督徒妻子，那这个女人是不是又要再嫁给一个非基督徒男人呢？76
39 Moen访谈，1972年9月30日。
40 Nyren，1928，450页。
41 Sigrid Larsson致信她的兄弟Efraim，1924年11月7日。
42 The Ansgarius，1943，140页。
43 同上，1937，147页。
44 Ambolt，1935，153页。
45 Moen访谈，1972年9月30日。
46 MCCS年报，1925，153页。
47 The Barnavannen，1920，218页f
48 Hem Hem，1921，25页f
49 Arell的报告，1935年7月12日。“乃玛孜”经常被翻译成“拜功”。
50 Nyren，1928，343页。
51 Palmaer，1942，142页。
52 The Ansgarius，1927，142页。
53 Arell访谈，1973年10月27日。
54 同上，还有Roberntz访谈，1973年4月16日。
55 东土耳其斯坦大会纪要，1937，§ 20
56 Nyren，1928，342页。
57 Kraemer，1940，235页。Elisabeth Bohlin是南浸信会协会的一名传教士，她谈到了在也门宣教工场上类似的事情。（访谈，1972年10月16日）。同样的状况很普遍，比如在巴基斯坦也是这样。基督徒很容易遭受致命攻击。（The Svensk Veckotidning，1979，nr 1，9页）
58 Hem Hem，1921，25页f
59 Palmaer，1942，38页。Ericsson，1961，194页。
60 Roberntz访谈，1973年4月16日。
61 Hogberg，1915，45页f
62 Hogberg-Ahlbert，1925，183页。
63 Missionsuppgifter，1921，183页。
64 同上，179页。
65 1913视察纪要。
66 Hogberg，1925，45页。
67 Moen访谈，1972年9月30日。
68 Sigrid Larsson致信她的兄弟Efraim，耶稣受难节，1927
69 Hogberg，1917，54页。
70 同上，1918，24页。
71 同上，1925，44页。
72 Roberntz访谈，1973年4月16日。
73 Hogberg-Ahlbert，1925，240页。
74 Nyren，1928，377页。
75 Roberntz访谈，1973年4月16日。The Ansgarius，1920，131页f
76 Nyren，1928，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