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呈现真正的卫生医疗工作比如1930年代初的样子之前，先讲述几件关于这种活动的一个特别分支也就是牙科保健方面的事情。像普通的医疗保健一样，这里需要注意的同样一个事实是传教士们做这项工作只经过了最少的培训。有好几次甚至不是那些有过医疗培训的传教士，而是不得不由其他人上阵牙科医疗的工作。例如约翰．托奎斯特就获得了“牙科医生”的美称。拉奎特也是知名的好手。李．科普说，他在叶尔羌的时候拉奎特给他补过一颗痛牙。“补的牙很好”，他写道。124卡尔．泊森是在一次偶然中成为了“牙医”。1930年代斯文．海丁的探险队来到了东土耳其斯坦，队里还包括一名牙医。这位牙医自己得了牙病，需要立刻治疗。于是他转而向喀什葛尔的泊森求助。泊森以前可从来没看过牙病，就坚定地拒绝做任何与此有关的事情。然而，海丁的牙医并不放弃，而是组装起他的设备。然后，泊森在这位病人的指导下给他安好了牙齿。这套设备留给了泊森，以表感谢他的帮助。125
最好的牙科医生也许就是理查德．奈斯透姆了。1920年代英国驻喀什葛尔的总领事克莱蒙特．斯克莱因（Clermont Skrine）先生评价说，那个时候整个喀什葛尔的人都在找奈斯透姆看牙病，他是目前为止西方牙科医疗方面最有能力的。奈斯透姆的驻地在叶尔羌，但时不时地要往喀什葛尔跑。当人们知道他在那里时，附近十里八乡有牙病的人就会涌到他那里叫他看牙。除了别的以外，他还给掉光了牙齿的达官贵人镶整副的假牙。斯克莱因说，有一次奈斯透姆在喀什葛尔的时候，他帮他收到过一封来自一个有钱人的信，信中那人称奈斯透姆“阁下”，说他的牙齿除了一颗之外全掉光了。现在他听说了“阁下”妙手回春的技术，问奈斯透姆他是否可以购买一套假牙。假牙可以通过邮差寄送给他。然而，奈斯透姆必须保证牙齿不是出自于“异教徒的下颚”。奈斯透姆回答那人说在没有检查他的嘴巴之前，他不会给他寄任何牙齿。奈斯透姆得到的回复是说他自己的嘴巴跟他佣人的嘴巴一模一样，他正派了他的佣人来取牙齿。因为很容易为那颗仅剩的牙齿留下空间，所以它被装在了一起。现在奈斯透姆建议在英吉沙跟那人见个面。当他们后来见面时发现那颗仅剩的牙齿是松动的和腐烂的。然而，他却不肯将它拔掉。留下这颗牙齿那是安拉的旨意，说完那人离开了传教士。后来这颗牙齿自己给掉出来了，于是那人再次来看奈斯透姆，并拿到了他的假牙。126
如上面已经描述过的，经过那么多年，有几位传教士成为了非常出色的“医生”，像荷伯格和拉奎特就是典型例子。这两位已经许多年不在宣教工场了。理查德．奈斯透姆仍然还在那里，但所有时间都是驻在叶尔羌。他的能力仍然活在亚洲人心中。例如，1978年的一封来自叶尔羌一个妇女写给在瑞典的传教士的信中就说到了这位“伟大的奈斯透姆”。127奈斯透姆在1930年代的大革命期间也做出了重要的工作。Ivar Hook作为一名传教医生从1931年以来也表现得同样积极。革命期间，他驻扎在喀什葛尔，在那里可以帮助数以万计的病人。
约翰．安德森是另一位在这一时期受高度赞赏的传教医生。他在战争期间给了那些患病和垂死的人非常宝贵的帮助。1929年在现场从事帕姆伯格的工作的加纳．贾林认为他超乎寻常的出色。128
这一时期的医生传教士当中，帕姆伯格也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从零开始他的“医疗生涯”的。他的儿子卡尔－艾瑞克．帕姆伯格说，他的父亲“完全没有医学经验。在前往宣教工场之前他是个木匠，在家乡为农民们搭建畜舍。”129这个专业技能在跟阿雷尔一起建造英吉沙宣教站以及后来喀什葛尔建教堂的时候，完全有了他的用武之地。但对于传教医生来说，他的这种工作是没有兴趣的。
当1916年荷伯格回国后，英吉沙的医疗保健工作就落到了帕姆伯格的手上。有一段时间他是跟在荷伯格的左右工作，但剩下的他就完全没有经验了。病人继续像荷伯格在的日子那样过来求医。比如盲人过来想为他们的白内障做个手术。无助之下，帕姆伯格去到城里的一个屠夫那里，买了几个羊头，然后拿回来解剖。练习了一段时间后，他不再拒绝病人的请求了。他利用这个机会，为一个白内障病人做了手术－成功了。130另一个例子说明悲惨是如何走近传教士的。有一天几名男子抬着一名切腹自杀的人来到了宣教站。这个人还活着，但整个的肠系膜都悬在外边。帕姆伯格把它洗干净，之后塞回去，然后将腹部缝起来。一段时间后，那人走来宣教站，虽然佝偻着背，但健康状况良好。131
早在1915年，帕姆伯格就引起了斯德哥尔摩董事局对他困难的处境加以关注，“我没有接受一点点的培训，而我却要完全独自一人地应付医疗工作。”132董事局拒绝了让他接受医疗培训的要求。再三请求，再三拒绝。133 1921年他休假期间，去到Serafimer医院在阿克曼教授的指导下培训了一短期课程。134此后的许多年来，帕姆伯格就一直是喀什葛尔医院的领头羊。除了别的以外，他为136位白内障患者做了手术。另一种常见疾病就是膀胱结石。取出来的结石可以有鸭子蛋那么大。
在帕姆伯格呆喀什葛尔这些年里，这座城市是在一个疯子和暴君的统治下。他是个汉军总司令，是个东干人。他甚至让省长和当地官员都胆战心惊。他的恐怖不是直接针对差会，但差会医院经常要照顾许多被他致残和折磨的受害者。按照古兰经的律法，谁偷了东西就要被砍去一只手。有些人的脚都给砍了。135
显然医疗宣教的传教士们因为他们的冒险干涉而受到批评。在他的记录里帕姆伯格驳斥了这种批评。传教士做事不会没有责任感，也不会草率地去做事。他们只是不可以送走那些受难的人。136
传教士们始终都在呼吁需要有个全资格的医生来到工场。托奎斯特1928年写道：
“尽管反复呼吁了二十年，没有全资格医生听从差会差遣。这更加不寻常，因为东土耳其斯坦在各方面对一个医生来说都是最能发挥能力的舞台。没有医生肯来可能是由于我们绝对要求要一个能将行医和传教相统一的人…如果受过医疗培训的人交由我们安排，我们就可以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在人口密集的城镇和地区开设新站点。”137
瑞典的MCCS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也很挣扎。1920年代初的时候事情似乎变明朗了。当时有了一个希望，就是MCCS主席斯文恩．本格斯顿（Sven Bengtsson）的女婿在获得了医学学位之后愿意去到东土耳其斯坦。另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传教士约翰．劳尔森的儿子理查德．劳尔森来到这里做一名宣教医生。一位“差会的朋友”甚至已经保证如果他获得了学位以后会为MCCS工作的话，他愿意为他支付学习的费用。138这些零碎的消息在1918年春传到了传教士那里。后来同一年伦达尔又提起了这个问题。他现在可以给出更加细节的消息了，“Stahl已经承诺去东土耳其斯坦…理查德．劳尔森好像也愿意去…”139所以事情看来十分有希望，当得知Stahl计划好了去东土耳其斯坦的时候，一个差会领导欢呼道，“东土耳其斯坦差会现在有救了！”140但所有这一切都泡汤了。Stahl和劳尔森没有来到了东土耳其斯坦。Stahl去了中国，在那里工作了一小段时间。劳尔森根本就没有成为一名传教医生。
除了差会创立之初聘请了波斯医生Massrur的这些年之外，一直没有全资格医生，直到1929年才有一位瑞典医生来到了工场。他的名字叫克瑞斯坦．赫尔曼鲁德（Kristian Hermanrud），在喀什葛尔开始了他的工作。一些年之后，同样是全资格医生的他的妻子格里塔．赫尔曼鲁德抵达工场。在1929年的年报中，行道会董事局高兴地写到差会现在有了第一名医生了。他的到来受到传教士们和本地人的欢迎，被看作是许多次祷告的回应。141几年后上千人聚集在以马内利教堂见证赫尔曼鲁德夫人受委命做传教士，所产生的启发真是难以形容。最后差会有了医生差派到工场，而且不只一个而是两个。那是对他们不可估量的祷告的应允。然而，这两个传教医生在工场的时间并不太长。当1933年革命爆发时，他们就回国了。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丢下了工作。142
这两个传教医生被传教士们给予了极大的期望。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期望并不是都能满足。最大的失望就是医生呆在工场的时间太短了。克瑞斯坦．赫尔曼鲁德不可否认地是在1929年抵达工场的，但他至1933年的事奉中间被一趟回国之旅分开了。他不敢让他的妻子在没有他的陪伴下完成来工场之旅，于是他便回国去接她。尽管他的妻子是跟着经验丰富的传教士一起出行，为了接她，他还是几个月时间都丢下他在喀什葛尔的重要事奉。一旦到了工场，只因为他们是夫妻，他们在一起的可能性受到限制。当差会现在庆幸有两位医生时，他们分散在工场上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赫尔曼鲁德夫妇并不想分开住。所以差会便把他们俩都安排在了喀什葛尔，其他宣教站没有医生。143
1932年1月在写给行道会秘书帕马尔（Palmaer）的信中，托奎斯特表达了他的失望之情。令他恼火的不仅仅是赫尔曼鲁德医生的回国之行。回到瑞典时，赫尔曼鲁德被指望跟专家商议关于建造喀什葛尔医院的事情。托奎斯特写道，
“请教过的医学专家说技术从斯德哥尔摩转移到喀什葛尔后就会变得不是一般的生疏。这次决议得出的结论不外乎就是一个：考试和学位在天平的一个托盘里显得非常的重，而许多年对这个地方、人民、条件的观察和了解则在另一侧的托盘里接近于零的重量。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可以解释这个“污点”的吗？”144
后来托奎斯特指出赫尔曼鲁德“两手空空”地回来了，他在斯德哥尔摩的谈判只起到延误了医院建设的作用。
克瑞斯坦．赫尔曼鲁德在涉及有传染病的地方表现得过分小心。据传教士们说，他避而远之。145他从来没有真正地在宣教工场安心。对他来说另一个障碍就是他永远不学当地语言，而总是不得不在身边带个传教士作翻译。146另一方面，赫尔曼鲁德夫人则发现较容易去适应。147然而工场上的传教士并没有指摘他们。他们意识到，对他们来说定居在这个新环境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赫尔曼鲁德夫人的流产给他们的困境又是一个重重的个人打击。这个不幸发生在1932年1月，令这对夫妇相当的悲伤。西格丽德．劳尔森在一年后的日记中写道，“格里塔看起来有种令人担忧的‘颓废’。可怜的人啊！”148当1933年春他们开始启程回国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完全垮掉了。而回到瑞典之后，他们都做出了非常宝贵和重要的贡献。
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传教士们一直想要医生。他们甚至建议行道会董事局劝赫尔曼鲁德夫妇重返工场，这件事说明他们对这对医生的评价仍然是正面的。传教士催促说，如果这样不行的话，董事局可以找其他想来的医生。而那时没有招募另外的医生。149
1932年，喀什葛尔新医院建成。这是自差会开创以来的第三所医院。这所医院的指挥是赫尔曼鲁德，建筑师是卡尔．泊森，施工员是乔治．罗伯兹。相比老医院这所新医院有很好的设施。有大量的空间进行临床和住院诊疗的活动。住院部有男人和女人分开的病房，配有治疗室、等候室、药房、化验室等等。一座明亮实用的外科部房子与一排排医院大病房紧密相连，大病房通过一条走廊跟配有16个小病房的两层楼房连为一体。一幢特殊的宿舍计划建在医院附近，还要建一所女子护理学校。办新学校的前提已经具备了，在老医院的范围上建就可以了。
这所医院在规划的时候，工场上的传教士和瑞典的MCCS领导层之间有过一场生动的有时又带苦涩的信件交锋。1931年休假期间的传教士在乌普萨拉碰面，决定向东土耳其斯坦大会提交一份关于新医院选址的请求。他们的观点是，用来做医院的建筑地址选得不恰当，除了别的原因以外，它的租期只有20年也是个问题。而且地点位于流经宣教站的运河边，就在宣教站上方。从健康卫生的角度看，这也是不合适的。这封信在大会上拿出来讨论过，但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根据大会的观点看来，那里没有健康卫生问题。“没有哪个医院的运行要毒害公共的水资源”。至于地址租期短的问题，大会指出乌普萨拉会议提议的那个地址更是没有什么值得获得的依据。150东土耳其斯坦大会上做出的决议转发给了斯德哥尔摩的董事局差传委员会。委员会便将这个问题委托给赫尔曼鲁德，让他来决定医院地址的问题。同时，委员会给东土耳其斯坦的传教士写了一封信，表示说他们觉得传教士在医院建筑问题上“有些草率”。在回信的时候托奎斯特写了一封长信。他指出，无论哪方面都没有大意过。对于已经做出的决定不得不取消这个事实，可能有人愤慨。托奎斯特感觉是某个传教士误导了差传委员会。他把矛头指向了积极参加了乌普萨拉会议的帕姆伯格。托奎斯特说，他将他自己个人的权威和内情的了解凌驾于其他所有人之上。“东土耳其斯坦大会上仍有其他传教士认为他们对这个地方的了解和对这片工场状况的熟悉程度跟他不相上下。”151几个星期后，帕马尔在写给托奎斯特的信中宣布，医院可以在东土耳其斯坦大会一开始所提议的地址上兴建。152
如前面提到过的，东土耳其斯坦的医疗事工受到了瑞典MCCS的批评。他们认为它从差会的其他部门抽走了太多的时间和关注。这种批评声延续到了1920年代。在其他差传组织当中也可以注意到一种类似的反应。以办学校，医院，孤儿院等等为主的“机构化宣教事工”威胁主导了福音传道工作。丹麦的穆宣传教士Christensen称，机构化的宣教事工这辆“破冰船”差点要成为工作的目的了。153
传教士当然要为这种局面辩护了。拉奎特1928年写道，差会走在正确的路子上，这是很显然的。它显示出“传递给病人的一颗颗药丸，一滴滴药水，一抹抹药膏不单纯是地上药厂生产的药了－是有了奇妙的功效、能软化石头般的人心的吉利德药膏。”154
行道会秘书帕马尔在他1923年的著作《I karlekens tjanst》（=爱的事奉）中为医疗宣教辩护。他写道，医疗保健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爱的义务”。它永远是宣教工作必不可少的部分。他说，有人把慈善事业和差传宣教看得泾渭分明。“分界线在哪里…很难说清楚。差传意味着基督被传扬。所有的慈善并不是差传，但如果慈善指向了基督，那它就变成了差传。”155 1929年，帕马尔再次谈到关于“我们差传方式的属灵价值”问题。当说到医疗事工时，他指出有些人把它当作是传福音的一种手段。但是，他继续说，“我们必须，因爱促使我们，我们必须把我们自己放在人类的痛苦之前，愿意给予无条件的无限制的爱。”帕马尔接着说：
“至于我们的医疗事工，我们的儿童事工和所有其他类似的事工都是受基督的爱启发的，是荣耀神的一种鞭策，它本身就有属灵价值，差会不能在没有大风险的时间就卸下这个担子…当我们与病人并肩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收获了属灵的价值，无论以后将会发生什么…每一种差传方式，只要是受爱的驱动，是受要在万国中荣耀神的使命的鞭策，是想要给予身体上或属灵上更加丰盛的生命，那它就有其自己的属灵价值，没有它，差传本身就不能够成就它高尚和奇妙的使命。”156
124 Le Coq，1926，141页。
125 Linnea Nyberg致信John Steiner，1977年8月11日。
126 Skrine，1926，126页ff Ambolt发表于《Aventyr jorden runt》（=世界冒险），1962，42页ff也见于瑞典广播电台，第一频道，1959年3月19日。Svenska Journalen，1977，20号
127 N. N.致信Naemi Terning，1978年2月18日。
128 Jarring访谈，1976年6月21日。
129 Karl-Erik Palmberg访谈，1978年11月25日。
130 Palmberg发表于《the Vetlandsposten》，1960年2月29日。
131 Karl-Erik Palmberg访谈。
132 Palmberg致信董事局，1915年3月29日。
133 Tornquist致信Norberg，1917年12月12日。
134 Palmberg发表于《the Vetlandaposten》，1960年2月29日。
135 同上，1961年2月2日。
136 同上，1960年2月29日。
137 Tornquist，1928，468页f
138 Lundahl 致信Tornquist，1918年3月20日。
139同上，1918年4月27日。
140 Roberntz访谈，1973年4月16日。
141 MCCS 1929年年报，13页。在1929年9月3日斯德哥尔摩以马内利大教堂的差遣礼拜上，MCCS主席奈任表达了MCCS对赫尔曼鲁德医生启程前往东土耳其斯坦所寄予的希望。的确医疗工作已经开展得很大规模了，但当它在一个专业人员的领导下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The Svenska Morgonbladet》，1929年9月4日。）
142 Palmaer，1938，176页。加纳．嘉林对这两位传教医生的离去感到很遗憾。（访谈，1976年6月21日。）
143 Ester Johansson访谈，1973年2月2日。
144 Tornquist 致信Palmaer，1932年1月16日。
145 Roberntz访谈，1973年4月16日。
146 同上，以及Arell访谈，1973年10月27日。
147 同上。
148 Roberntz访谈，1973年4月16日。 Sigrid Larsson的日记，1933年1月29日。
149 1934年东土耳其斯坦大会纪要，§18和1935年§13
150 同上，1931，§22
151 Tornquist致信差传委员会，1932年1月。
152 Palmaer致信Tornquist，1932年2月15日。
153 Lindeberg，1936，137页。另见Christensen，1959，206页f.，203页。
154 Folke，1928，III-IV，74页f
155 Palmaer，1923，42页f.，49页f
156 SMT，1919，105页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