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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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穆斯林比波斯还多;中国的穆斯林比整个埃及还多;中国的穆斯林比伊斯兰的家园与摇篮的整 个阿拉伯半岛还要多,却没有谁愿意献身于他们当中,去给他们传福音!”这是塞缪尔池维谋博士1906年在纳什 维尔 (Nashville) 由学生志愿者运动所组织的一次宣教大会上的铿锵言词,在场有四千多名大学生聆听了有 关穆斯林世界的挑战。对于其中至少一位学生,就是来自于耶鲁大学一位年轻的百万富翁威廉波顿来说,池维谋 博士的信息成了作出实际行动的呼召,不能置之不理。波顿在耶鲁大学剩下的几年里以及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期 间,他的信念日益增强,他坚信神一定要他前往中国西北部的河西走廊、夹在西藏与蒙古之间、拥有三百万穆斯 林的甘肃省。没有其它工场比所选择的更孤单的了。他了解到在甘肃东部地区的东乡族,是蒙古裔的穆斯林,他 们的祖先很久以前在武力的威胁下皈依了伊斯兰。来自土耳其斯坦地区撒马尔罕( Samarkand ) 迷人的撒拉族 ( Salar ) 穆斯林移民也住在甘肃省。撒拉族的传统声称他们的祖先在1375年的时候,因为民族的狂暴的性 情而被驱逐离开撒马尔罕。当他们被吩咐离开的时候,一位穆斯林圣者给了他们三样东西来帮助他们寻找新的家 园:一匹白骆驼、一瓶水和一袋泥土。圣者告诉他们,白骆驼会引导他们到一个与这个水土样品相同的地方。他 们出发时带着数千名强壮的人马,走过了狂风肆虐的中亚平原,翻越了戈壁沙漠,来到了现在的甘肃省境内。当 他们沿着黄河停下来午休的时候,那匹骆驼消失了,找了很久都未能找到。部落的首领们就想这可能是一种预兆 。当他们把当地的水土与他们随身带来的水土样品比较时,发现它们一模一样,他们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保留着 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使用他们古老的土耳其语言,妇女的穿着打扮也延续着撒马尔罕的样式,男人也没有改变 他们掠夺的本能。 中国西北部最大的穆斯林民族是一个具有波斯-阿富汗世系的种族。他们当中大部份人都是来自波斯山脉的 库尔德族和帕坦族。他们大约在1365年移居中国并且采用了中国的语言,然而他们嘴边仍然常常挂着阿拉伯语和 波斯语。这些能干与巧妙的穆斯林支配着甘肃的商业和政治领域。他们有一句俗话,生动地描述了他们在残酷的 易货贸易中的精明乖巧:“一个西藏人可以 ‘吃掉’ 一个蒙古人,一个汉人可以 ‘吃掉’ 一个西藏人,但是 一个穆斯林却可以吞掉全部的人。” 甘肃的一些主要的政府职位,包括省长一职,都掌握在穆斯林手中。计算一下所有不同的穆斯林族群,住 在甘肃省内的那位阿拉伯先知炽热的后代估计有三百万之多,接近他们的大门大大敞开着。但是因为人力不足、 和汉族事工的需要很大,直到1906年为止,还没有一位宣教士开始这项工作。 波顿请求神差他到世界上最艰难的宣教工场去,而甘肃的穆斯林族群显然是其中一个对基督教的信息最固 执、敌对的族群了。在他们当中作工还需要学会世上最难的两种语言 - 汉语和阿拉伯语。 波顿在中国内地会的安排下从埃及航行到中国时,早已经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了。那样的年轻人具备 财富和出众的能力,却放弃他辉煌的前程,宁愿来到中国西北部,成为一位身份卑微的宣教士。这事令许多人感 到惊讶不已。 叨雷博士记述: “就我所认识的在这个国家或者在英国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我有更大的期望了” 。罗伯 特斯皮尔博士 ( Dr. Robert E. Speer ) 也记述: “威廉波顿是百万人之中才有的一个人。在过去的十年里 ,从我们学校走出去的年轻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 约翰莫特博士( Dr. John R. Mott ) 说,在 1913年的学生聚会上,没有甚么故事比使用威廉波顿的献身事迹更能感染学生了。 但是,当年仅二十五岁的波顿只是在埃及开罗才学习了几个月阿拉伯语的时候,就被脑膜炎无情地击倒了 。他的母亲与所有的宣教士无不万分震惊,悲恸不已,他们看着他那简陋的棺材被徐徐地放进坟墓里。波顿甚至在 神智不清之际,还在继续唸着他渴望赢得甘肃的穆斯林归向基督。 1916年4月9日的晚上,在纪念威廉波顿逝世三周年的聚会中,有一群热心人士聚集在纽约市一座豪华的公 寓里面祷告。这座公寓就是威廉波顿母亲的家,而在开罗和阿拉伯半岛宣教的伟大宣教士塞缪尔池维谋博士,主领 了这场祈祷会。这一小群全心全意委身的基督徒合意地向神祈求一件事情。他们相信神一定会回应,因为基督说过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甚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 (马太福音18:19) 。 他们祈求的事情,就是求神差遣一些年轻人到中国西北部的穆斯林当中,去完成威廉波顿没有完成的工作。 正是那群人在纽约祈祷的那个晚上,神呼召了一个在芝加哥的青年前往那里 - 一个在性情和能力上都与波 顿的性情和能力截然不同的人;但乔治哈里斯得着了威廉波顿的异象。这个呼召是以一种相当令人难忘的方式临到 的,以致他以后在一些失望的时候可以克服怀疑的试探。回顾过去,他回忆起当时的经过: 1916年,是我在穆迪学院的最后一年,4月9日的那一天,我正在学校的一栋大楼里面参加由大使命祈祷联 合会 (Great Commission Prayer League) 发起的一个祈祷会。祈祷的时候,因为受了圣灵的感动,我意识到 神正在对我说话: “你肯为我去任何地方吗?” 我回答说: “主啊,是的。” 我所想像的 “任何地方” 也许是指尼日利亚的卡诺,但令我惊讶的是,神不断地在我脑海中闪现我以前 接触过、来自中国的三个人,他们都曾经提起过中国西北部的穆斯林。这就决定了要前往世上哪个地区,我在祷告 中站了起来,坚信我要前往中国的穆斯林当中作工。主没有给我一点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自从我立下了 那个誓言之后,已经在这件事上磨蹭了十年之久。当我从祈祷会中出来,正下楼梯的时候,有一位同学问我: “哈里斯,你计划前往哪个宣教工场呢?” 我回答说: “就在几分钟之前,主已经呼召我前往中国的穆斯林当中。” 在我往下走的时候,听到他在那里喃喃自语: “多奇怪呀 … 中国的穆斯林?” 我猜想他不知道那里有穆斯林,所以感到如此困惑,但我却很肯定!一星期后,我在执行长老会第四教堂 的图书管理员的职务时,有一本小册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 《一位理想的志愿宣教者) 。书中简述威廉波顿的事迹 ,并且说到他是在1913年4月9日死于开罗的。这让我感到十分震惊,因为神呼召我的那一天正好是他死后三周年的 祭日。 我自然尽快把这个呼召告诉我的导师约翰提摩太世通博士 ( Dr. John Timothy Stone ) ,他当时没有 意识到我已经二十九岁,就建议我完成全科的神学课程,然后在长老会董事会的调配下出去宣教。在这个关头上 ,中国内地会的史蒂文牧师( Rev. F. A. Steven ) 正好访问穆迪学院。他的女儿威妮弗蕾德 ( Winifred ) (后来成为我的妻子) 在我当主席时,是学生志愿者运动的秘书。她告诉了他有关我的一些经历,并为我们安 排了一次会晤。当他得知我的年龄时,就说:“神呼召你的时间正合适。祂也不打算在这么晚的时候还让你完 成全科的神学课程。我可以就此事与世通博士谈谈吗?” 结果世通博士改变了他原来的建议。 在毕业前的最后几个月,我告诉同学们神呼召我去的地方就是威廉波顿本来打算去的地方,但是同学中 有些人认为我把自己的蒙召与大名鼎鼎的威廉波顿拉上关系并不合适。然而,他们当中有人为我在同学们面前说 话,向他们详述了我奇妙地蒙召的事实,他们才相信我不是自诩荣耀,并且祝我一路平安。 我向中国内地会递交了申请,并且应邀在毕业后到多伦多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特别装备。在内地会申请获批 准的一个月之内,我和另一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弗莱格( H. W. Flagg ) 一道乘船前往中国。当我们抵达上海 码头时,令我们沮丧的是,没有一个内地会的人来迎接我们。他们本来应当有内地会会长候斯特( D. E. Hoste ) 的陪同,哪知他出人意料地延误了;上海总部以为我们也会耽搁。所幸的是,中国基督教男青年会 ( Y. M. C. A. ) 的一位先生把我们的行李装上手推车后,指引一位苦力把东西搬到吴松路 ( Woosung Road ) 九号。 我跟着那轮手推车的人来到一座仓库里,弗莱格就向内地会的办公室报告说我们已经来到了,却没有告诉史蒂文 森先生( Mr. Stevenson ) 他的名字。 进行了一阵寒暄之后,史蒂文森先生问我们: “是哪个差会派你们来的?” 弗来格马上大声地说: “我想是我们是中国内地会差来的!” 结果所有人都聚集在我们周围并隆重地欢 迎我们。 我们很快就取道前往上游安庆的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汉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