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哈里斯一直都渴望有新的挑战，于是决定教一个瞎眼的男孩读汉语盲文。这个孩子正参予教会的聚会 ，他成为基督徒以后，非常渴望能读圣经。哈里斯对盲文系统一无所知，就写信到沿海那边请教汉语盲文符号的诀 窍，并且索取有关盲文的书籍。几天之后，看门的人告诉他说，有一个盲人辅导会（ Society for the Blind ） 的代理人经过这里的时候，留下了一些书籍，其中有一本就是用点字印刷的马可福音。
因为要等沿海的回覆还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乔治自己就开始破译盲文点字的规律。汉字是按照发音来写的 ，每个字的发音都是由初音节、中音节和后音节组成的。他一个一个地将这些音节符号分门别类地写在一本笔记本 上，将所有表音的符号都分好了类。然后制作了一套速记卡，用打进木制骨牌的黄铜大头针来表示这些盲文符号。 在收到沿海资料很早以前，这个男孩的训练进程已步入正轨，符号的要诀证实了乔治的发现。
现在，教盲孩的这段插曲在哈里斯受到共产党考验的时期起了重要的作用。威妮弗蕾德的日记记录了红军 向西宁进军的事。
1948年4月13日。从别处传来了坏消息。我们所有在河南的同工全都撤离了。
5月17日。上个星期和上上个星期，情况变得非常紧张。西安被包围，并且据说被攻陷了。宝鸡战火连天。 这个星期局势稍微平静了一点，到目前威胁似乎已经过去，但我们都感到留在华北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11月18日。肃州今天落在共产党手中了。
1949年2月28日。征兵工作正在展开。五个西北的省份假定联合起来抵抗共产党。我们从外界几乎得不到甚 么消息，也看不到报纸。
4月25日。手头有点紧了。银行拒绝汇款业务。没有谁会接受政府票据，邮局也不接受当地票据。因此我们 不能发任何邮件，处于罕见的处境中！
8月27日。兰州昨晚落在共产党手里。这里许多人都迁移到乡下去。连续两三个晚上的枪炮声时断时续。有 一天晚上军火库发生爆炸。
9月2日。几个人搬到我们那里。那个负责机场的人和他的全家在这里呆了好几天了，但最后他们还是在一辆 军用卡车的护送下朝北逃到了某个地方。好像没有人知道马朴方（国民党省长） 和他的儿子去了哪里，只知道他们 逃走了。我们不但封锁了前门，连所有其它门都锁了好几天。许多人抢劫银行、商店、和富裕人家。 （乔治三次看 到有刺刀武装的国民军抢劫银行。）但神的恩手一直保守我们，没有人闯进来。整个城市死气沉沉 - 路上没有车辆 走动，街上没有叫卖声，周围没有孩子玩耍。
9月3日。当一些代表们出来迎接共产党时，人们才开始呼吸到一点自由的空气。许多机关、银行的工作人员 、还有学校的师生只是换上了共产党的常规服装。这座城市被占领了。
9月4日。我们像往常一样举行了一次很好的星期日早堂崇拜，虽然决非如往常那样所有人都到场，还是有好 几个人参加了。乔治带领了这次的团体礼拜，这是一次安静的时刻。有三位年轻的小伙子进来呆了几分钟，出去后大 笑起来。有人说他们是共产党员，但谁知道呢？
9月20日。除了物价上涨了一点之外，一切恢复正常。
到了9月底的时候，宣教士们可以继续在城里和市郊走访了，但再也没有希望去乡下进行福音旅行。实际上 他们现在是被软禁在城里。
威妮弗蕾德记载说，10月3日那天，哈里斯、皮瑞迪 （ Preedy ） 和牛先生正努力完成差会房子对着大街 墙上的经文标语。因为没有人来阻止他们，生命之路和死亡之路的画就永久地固定在墙上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人们去参加在毗临的阅兵场上由共产党举行的群众大会时，就会路过这里，墙上的东西就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就在同一天，一张大大的反美反英海报挂在他们的门对面，但第二天它就被扯了下来，因为当地有些人反 对这样污辱宣教士。这时，军队开了进来绥靖百姓。
当民事政府从军队手中接管政权后，基督徒的景况变得更加恶劣了。一位低智能的共产党员受指派做哈里 斯的审判官。
审判官∶ “你认为先前的国民党省长怎么样？”
哈里斯∶ “在他的管理下，我们可以享受自由。”
审判官∶ “回到美国的第一件事是做甚么？”
哈里斯∶ “我会看望我的家人和朋友。”
审判官∶ “撒谎！你将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向杜鲁门总统汇报！”
这位审判官来到教会调查。他命令牧师指控哈里斯，但牧师说他没有甚么要指控的。审判官恼羞成怒：
他怒吼道∶ “全中国的基督徒都在控告外国人的罪行，你们这些没有出路的人还包庇他们！所有的宣教士 不都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吗？他们不都在此剥削中国人吗？必须指控他们，对他们提出审讯。”
牧师温和地说∶ “但你不明白，这个人是个老好人。”
审判官愤怒地大叫∶ “一个老好人！”
他接下来责骂和交互盘问了这位拒绝编造虚假指控的忠实牧师两个小时。
就这样拖延了几个月。这些特工人员不断在差会分部进进出出，宣教士的工作渐渐减少了。乔治现在觉得最 富战略性的工作就是集中精力为穆斯林准备一些印刷资料。他聘请了一位汉语抄写员业余地帮他翻译，他是个虔诚 的基督徒，对穆斯林的福音工作特别有兴趣。他们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后来乔治注意到这个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尽 力地工作，而且经常闷闷不乐的样子。有一天，这个人窥视了所有的门窗，小声地告诉哈里斯自己被人收买来专门 监视哈里斯。他说∶
“他们告诉我要我陷害你，让你不知不觉犯下政府的法令，哪怕是小小的错误，然后再去揭发你。我能怎 么样？如果我不听他们的话，我怕他们会杀了我。” 几天之后他辞职了，因而失去了政府的铁饭碗。他被迫做一 个卑微的街边小贩，但他因着自己没有臣服而感到喜乐。
同时，乔治仍然在教那个瞎眼男孩。共产党方面的特工感到惊讶，这个外国人为甚么和一个无价值的瞎眼 小孩每天花几个小时、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做同一件事情呢？当那男孩触摸这些针头并发出某种声音时，他们就注视 着。那个“帝国主义者” 旁听着，并小心翼翼地纠正他的发音。有一天，男孩用手指在那神秘的书上摸来摸去， 突然意识到他能够认出某些字了。他们把 “速记骨牌”丢在一旁，根据每一页中成千上万个凸起的小点艰辛地学 习。
特工们在收集这个老好人的 “文化侵略” 方面的证据毫无进展。他们完全想不通，哈里斯为甚么那么耐 心地帮助那个瞎眼男孩。他这样做可以得到甚么回报呢？他背后的动机是甚么？其中一个特工告诉那个男仆说∶
“我们在这点上没有甚么可指控那外国人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会花时间教一个瞎眼的孩子认字 ！”
当男孩熟练到一定程度之后，乔治想让他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令所有来宾惊奇的是，他能够连续地阅读 那本盲文圣经。
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当宣教士发现特工已经混进了穆斯林的 “慕道者” 当中，每天在差 会进进出出，他们只好不情愿地关闭了会客室。这样斩断了哈里斯夫妇在西宁地区向穆斯林直接作见证的最后一 丝联系。未来的穆斯林福音工作还有甚么盼望吗？乔治在写给家里的祷告同伴的信中讨论了这个问题。
在光明的一面还有几个有利因素。当地大部份热心向主的基督徒现在更加了解到传福音给穆斯林的时候怎 样与他们打交道。有几个人接触与他们为邻的穆斯林。有两位基督徒开了一间小医务所，这样可以经常接触到一 些穆斯林的家庭。有几位教会的领袖在那次针对穆斯林的运动中就结识了一些人。当中有几位穆斯林在运动期间 或者之后，承认了基督是救赎主。
有大约三十本完整的阿拉伯文圣经、许多本新约圣经、还有上万份圣经的部份书卷在那些可以有智慧阅读 它们的人手里。这还不包括许多能阅读汉字、在他们家还有中文圣经的人。特别能吸引穆斯林的海报和小册子经过 这么多年，已经广泛散布在城镇和偏远山区的穆斯林当中了。
在中国西北部还有些穆斯林，藉着医疗事工和其它类型的福音渠道，相信了福音并接受了基督。其中有些 人愿意承认基督并受浸，并为此付出被放逐和迫害的代价。我们在今后需要加倍地为所有这些人代祷，特别是为那 些已经成为基督徒、正在兰州波顿纪念医院治疗麻疯病的穆斯林祷告。
我们所在的省份，我们知道有几位穆斯林承认自己相信基督，但他们还没准备付出公开自己立场要付的代价 。在本省的基督徒工人当中，有来自沿海的两位年轻人，他们是从伊斯兰归主的基督徒，这个事实大大地鼓励了我 们。他们的负担特别是带领西藏人归主，但他们也肯定向西藏地区做生意或者居住的穆斯林作见证。另一件鼓舞人 心的事情，就是有一位从中国圣经神学院毕业的姊妹来西宁。她得着清楚的呼召，受感动要到西北并投身穆斯林的 福音工作。
然而，还有黑暗的一面，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一种死亡惧怕的灵像帐幕般笼罩着基督徒团体。许多年轻的 基督徒工人，对福音工作充满热情，基本上被迫难以行动。法规逐渐强行禁止一个宗教团体向任何其他宗教团体传 教。在他们自己教会之外的福音聚会受到禁止。要到乡下地区探访，也要经过小心的筛选才获批准，而且只能为生 意上的缘故。
圣经册子和小单张都锁在柜子里，只会分发给那些碰巧来到教会或索取它们的人。再也不可能恢复会客室的 工作了。
那些同心合意勤奋作工的同工们都在一天天艰难地弥补这种明显存在的不足。再加上他们还要花时间应付控 告大会和训导团体。这样一来基督徒为自己补充属灵营养所需要的时间就被剥夺了。
我们是否想像得到针对穆斯林的积极福音工作更为不可能的境况呢？然而，我们必须继续相信，这种不可能 是神至高的喜悦。祂是使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祂能够行那出乎意料的事情。
共产党方面很快提升他们促使中国基督徒与宣教士之间分裂的运动。共产党命令他们在居住区中间筑起一道 墙，堵住宣教站到教会的路，他们马上就服从这个命令。共产党教唆中国的基督徒要视围墙另一边的外国人为他们 所厌恶的仇敌。
哈里斯夫妇已经填好了离开中国的申请表，等政府批准。他们已经到达到不可能进一步开展基督教事工的时 刻。实际上，如果宣教士都离开了，或许对这些基督徒还好一点，但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方面还要拖延多久才批准他 们离境。共产党想首先毁坏宣教士的声誉。
令人心碎的那一天终于来临 - 1951年3月25日，复活节 - 宣教士与教会的关系在这一天被正式断绝了。牧 师极不情愿地告诉他们不要再来做任何的礼拜，或者试图跟基督徒交谈了。他说，这被迫断绝的关系只是外在的而 已。
他说∶ “如果我们在街上从你们身旁经过，而不跟你们说一句话，请不要见怪。我们对你们的爱是永不改 变的。”
乔治回忆说∶ “复活节的上午，一小群宣教士与我们中国的弟兄姊妹分享最后一次圣餐。对我们来讲，这 是一次既难过又难忘的礼拜。这次礼拜完全由当地教会的领袖主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正式出现在教堂里了，因为 从那时以后，我们就不能再随意与基督徒有任何的接触了。”
但是有少数基督徒不管这些禁令，还是冒着很大的危险秘密地探望他们。
自从新政权接管以来已经过去一年零九个月了。共产党当局仍然找不到任何可以指控乔治或者威妮弗蕾德 哈里斯的罪证，在人们眼里他们没做过甚么不光彩的事。
有一天，乔治提着一个很重的菜篮子，正从市场回来，这时遇到了一群从一个办公大楼里走出来的共产党 官员。乔治向一个斜视他的高官要人高兴地打招呼，对方轻轻地点了头，他然后走过去了。不久之后，一位官员回 来告诉他们，他们的离境申请批准了 - 不用受指控审判了！太突然了。那位官员显然是认为最好还是让哈里斯夫 妇走，因为任何一个自己提着菜篮子的资本家都不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好模范！要令乔治哈里斯声誉扫地并不是那么 容易。
旅程都安排妥当了，最后要打包说再见了。回头看这座城市最后一眼，在群山之间有熟悉的穆斯林村庄， 但他们要离开了。回忆起城外的那两个小坟墓，他们的心里感到刺痛。到达兰州后，威妮弗蕾德在她的日记中记述 ∶
1951年7月18日。我们16号星期一的清早动身离开西宁，那是夏天阳光明媚的一天。田野很美丽，一片庄稼 成熟的景象。我们回头朝山谷望去，可以看见远处那向西北方绵延起伏冰封的山脉。那天是沃尔特死后十七周年， 也正好是星期一。当我们仰望南边的群山时，回想起过去的一切，在我们的脑海里看到我们那两个宝贝孩子躺在那 个小花园里。我们舍不得离开，但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走 … 公共汽车相当的拥挤。在向塘的时候，当我们下车让我 们的东西接受检查时，一些士兵就占掉我们的位置。我们藉着神的恩典，平静地看待此事。车上的其他人似乎因他 们的行为感到羞愧，并为着他们的无礼作出补偿。
在前往香港出境口岸的一路上，中国旅行社和铁路方面的官员都对他们很客气，也帮助他们。但在他们跨 入自由地区之前，有过一次不愉快的经历。
在上海-汉口铁路线的交汇处赤州，他们乘的火车在那里停了很长的时间。夏天的高温令人难以忍受，威妮 弗蕾德前一天因为中暑虚脱而昏了过去。乔治下了车，到外面的月台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时威妮弗蕾德仍然有 点不舒服并在车上睡着了。突然，那火车开始起动了，但当他企图踏上火车时，两个护卫员抓住了他的双臂。
他说∶ “让我上车吧！我妻子在上面呢，我身上没钱又没票。”
护卫员坚决不松手。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许上去。
他恳求说∶ “但我的妻子病了，我很容易就能上去的。” 但护卫员还是死死地抓住他。
乔治向站长说明他的困境。虽然站长没说怎么办，但他说他将会关照此事。他吩咐乔治到车站的餐厅坐下 ，并告知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时候到了就会派人去叫他。乔治坐在那里等了漫长的五个小时，心里想着威妮弗 蕾德，并怀疑站长是不是把他遗忘了。每个人瞪眼望他，一些小孩子拉扯着他们父母的衣袖，仿佛在说：“你看， 一个美帝国主义者！” 所有其他外国人都已经离开这座城市了，如果警察发现他在那里的话，他可能要被扣留几 个月。
下一班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到站的十分钟前，那个站长把车票交给哈里斯。之前站长已经发过电报给前面 的下一站，找到威妮弗蕾德，并且用货运列车将车票送回来。虽然票几个小时前已经预备好了，但没一个人操心去 通知哈里斯。第二天，中国旅行社的人在广州迎接哈里斯，带他到一家旅馆去，威妮弗蕾德正在那里等他。那是多 么高兴的一次重逢啊！
最后，看看乔治哈里斯是怎样把生命中的这个时期与下个时期联系起来的。他和威妮弗蕾德登上了从香港 启航归国的大货船格雷斯托克城堡号 （ Greystoke Castle ） 上。当他们的船停在一个离开新加坡的小岛后，他 们上岸去散散步。码头上一个标示牌引起了哈里斯的注意。最上面是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马来文；下面是同样的话 ，但用的是罗马字母 - “ Di-larang menghisapkan rokok 。” 接下来用的是汉语和泰米尔语，说的都是同一件 事。在最下面是用英语写的：“不准吸烟” 。
看到这些阿拉伯字和罗马字体的马来文，乔治对他的妻子说∶ “我想知道在东南亚的穆斯林当中是否有一 些宣教工作在进行中。你认为我们的经验在这里的任何地方会用得着吗？”
威妮弗蕾德在船上写的日记中记述∶ “乔治正在学习马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