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和基督徒戴頭巾的歷史記載

基督徒戴頭巾早在伊斯蘭教形成之前就開始了。從遠古時代，東方女性體面的裙裝就包括頭巾，而且這個傳統至今仍在許多國家繼續著。正派的希臘和羅馬女人們上街時都會用一大塊頭巾遮蓋住自己。這在許多雕塑和繪畫當中都可以看到，一般頭巾都是纏在女性身體上，像方形披肩那樣。在北非，曾經是羅馬人的殖民地的一些國家的北部，女性們仍舊戴著一大塊白色頭巾，與遺留在這個地區的羅馬女性雕像所戴的極為相似。與此相反，在南部地區（羅馬勢力沒有滲透的區域）女性們穿的則是原有的色彩鮮艷的傳統柏柏爾裙裝，不包括白色紗巾。在一世紀的巴勒斯坦，女人們穿長及腳面的長袍，並戴有頭巾。蒙頭的頭巾通常蓋在一頂硬挺的帽子上，而女人們的嫁妝，就是錢幣，都縫在帽子裡。現今的巴勒斯坦農民服裝仍保持著相同的樣式。我丈夫記得他母親在敘利亞的時候也戴過這種帽子。

戴頭巾，在一世紀，被視作基督徒女性正派得體的一種必要。古老的羅馬天主教修女的習慣在西方基督教圈子裡仍繼續著。然而在阿拉伯，在希臘和羅馬帝國之外，女人們直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子們必須遮蓋身體，以及所有穆斯林女性都開始蒙頭時才開始戴頭巾。
可蘭經對遮蓋身體的命令說到：
你應當對你的妻子、你的女兒和信士們的婦女說：她們應當用外衣蒙著自己的身體。這樣做最容易使人認識她們，而不受侵犯。（可蘭經33：59）

約瑟夫.阿里對這段經文的解釋是：
其目的不在於限制女人之自由，乃是在昔日阿拉伯的條件之下保護她們免受傷害和侵犯。東西方對何為合宜之公共場合穿著一直為榮譽或區別之標誌，無論男女。1

按照亞述法律規定，底層婦女、奴隸和妓女不可像「尊貴」婦女那樣遮蓋身體，若被發現在室外遮蓋身體將被狠打。2
遮蓋身體是上層的特權，而且看起來通過採用此做法，穆罕默德希望公開的向自己的妻子們表示尊敬。在伊斯蘭教早期，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處於穆斯林統治之下，非穆斯林目標都受到懲罰：非穆斯林的妻子們不可穿體面的公共場合服裝，也不可遮蓋身體。遮蓋身體與穆斯林上層特權階級聯繫在一起，特別是在奧徒曼帝國統治時期，女性遮蓋身體並戴面紗一般被視為一種原則性的穆斯林習俗。

Muhammad Nasri Al Din Al Albani引用早期伊斯蘭律法說明早期伊斯蘭統治者們給Ahl-Adlnema（穆斯林統治之下的非穆斯林者）施加許多條件。非穆斯林者的妻子不可穿著體面的穆斯林婦女的裙裝。她們必須穿露腿的衣服，也不可蒙頭。3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一規定不再被強制實行，穆斯林統治之下的非穆斯林婦女重新開始遮蓋身體以免在街道上被羞辱。遮蓋身體在伊斯蘭教出現之前的根源則被完全遺忘，成為伊斯蘭教獨有的特點，被基督教團體所憎恨。一位美國記者於1896年訪問一個居住在耶路撒冷的東正教巴勒斯坦家庭時寫道：
我們建議所有女性，無論國籍宗教，在敘利亞的北部和南部的大多數城市（現包括敘利亞、約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都應穿著Jzzar（一塊白色布纏在身體上，掖好）。這是一個穆斯林習俗，而看到基督徒們也採納這一習俗時我們倍感驚訝。（她的基督徒主人解釋道：）「許多年以前，信基督教的希臘人、羅馬人以及天主教徒被他們的主人視作毫無價值的東西。基督徒們並不願意讓自己的妻子也裹住身體，遮住臉頰，但是他們不得不像穆斯林們那樣做，以使自己的妻子和女兒免遭侮辱。所以他們遵循這個和另外一些其他的穆斯林做法。甚至現在，基督徒女性也必須在公共場合下穿戴izzar（布單）和mendeel（面紗）。」

在許多中東國家，直到21世紀早期，女性還保持著戴頭巾的習慣。著名的解經家威廉巴克利在哥林多前書11章的註釋中對蒙頭的問題闡述了幾個要點。在希臘文中，對應「頭巾」或「蒙頭之物」的英文譯詞有幾個不同的詞；帶著這些區別讀這段經文，我們會得到這樣的阿拉伯文譯文：

凡男人禱告或是說預言，若蒙著頭，就侮辱自己的頭；凡女人禱告或是說預言，若不蒙著頭，就羞辱自己的頭，因為這就如同剃了頭髮一樣……（11:4）女人若不完全遮蓋自己（穿Hajaab），就該剪了頭髮。女人若以剪髮為羞愧，就該完全遮蓋自己（穿Hajaab）。

巴克利接著寫道：
問題是在基督教教會裡，女人是否有權參與儀式而不蒙頭。我們必須記住戴頭巾在東方的意義。在保羅時代，東方人遮蓋身體的程度要更大。頭巾蓋住整個頭部，只露出眼睛的部分，直到腳面。體面的東方婦女想都不敢想自己不戴頭巾就出門。

東方教會至今仍在討論婦女在敬拜時是否應該蒙頭的問題。1992年，在一份阿拉伯日報上刊登了一篇題為「基督徒蒙頭在埃及」的文章：
科普特神學高等研究和教育委員會主席，Musa大主教，就合乎道德的基督徒著裝問題於上星期天在科普特派雜誌《WATANI》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端莊女性》的文章後，該話題引起了科普特派教徒的廣泛重視。在文章中他回答了許多問題，包括：何為基督徒女性所理解的端莊？只在教堂裡應該端莊還是無論何處都應該以端莊示人？領受聖餐時用一塊紗巾或披肩蒙住頭就算端莊了嗎？即使她穿的是緊身衣，露皮膚的或誘惑人的衣服。」Gregorious主教在他的文章中回答道：「一個女性的端莊的服飾必須適當的遮蓋住身體，不可過緊以顯露身材。材質不可過薄，透出身形。而且端莊的年輕女孩在街上穿露出手臂和腿的衣服也是不合宜的。特別是在教會裡參加敬拜時，女性必須用紗巾或面紗或披肩蒙住自己的頭。」

在開羅的一個郊區，穆斯林和基督徒婦女們在街上穿相同的遮蓋袍：一種很長的黑色帳篷似的裙子，覆蓋住整個身體，外加上蒙頭。在這種身體遮蓋依然實行的區域，基督徒女性仍被要求在教會裡遮蓋身體。（在開羅的其他市郊，蒙頭可能不是什麼嚴重問題，但各教會包括福音派，都男女分開就坐。我於1992年參加了一個在澳大利亞悉尼的科普特教會的儀式，當時男女會眾是分開就坐的。）
那麼，當我們生活在女性仍舊遮蓋身體否則不會出門的社會裡的時候，那段哥林多前書的經文的意義為何呢？
在黎巴嫩，參與AMAL社會活動，什葉派軍事和社會運動的女性激進主義分子，以及勇敢的對抗以色列佔領勢力的女人們在她們的領導角色中見證了「體面」著裝的重要性。8 組織女性團體幫助女性接受教育和培訓以反對不平等條件的黎巴嫩南部女性運動領袖Um Mohammed Biadon 說：
每當我需要出門接觸男性的時候，我就會穿伊斯蘭教服裝……基本上來說，伊斯蘭教服裝是聖潔的。我不喜歡被人看作一個女性的身體。我們都知道如果我們稍微撩起袖子的話，男人們就只會全神貫注在我們手上而不是我們所要講的話上了。我希望以我的頭腦而不是我的身體表達我的想法。在社會中，我希望有正常自由的活動。那不僅僅是個服裝的問題，也反映在聲音和活動中。Hijaab保護著家庭，也保護著女性免被視作一種性慾目標。

我穿穆斯林服裝受批評（被埃及的基督徒們和婆家不遮蓋身體的婦女們），不穿受穆斯林批評。一次，我們正參加一個穆斯林蘇菲派的每週聚集。我一直在觀察婦女們如何著裝，發現沒有什麼一致標準。所以我就穿了一套特別為宗教場合定做的服裝：一套褲裝加一件及膝長袖外套。我還帶了一條紗巾以防所有的其他婦女那天碰巧都戴著蒙頭布。她們沒有。實際上，我們到一位女士的單位接她時，她穿著一件幾乎無袖的裙子就走出來了。在街上，當著坐在車裡的教長的面，她套上了一件七分袖的外衣，沒戴頭巾。我心正想自己戴頭巾的話不合適了，另兩位婦女來了，都穿著Hijaab，嚴格的遮蓋。我被置於中間，比一個遮蓋的多，比兩個遮蓋的少，我覺得自己處於一個不錯的位置。
會後，蒙頭的女士中有一位批評我不遵守可蘭經對穿著的規定，「特別是當著教長的面的時候。」我拿出預備好的圍巾，解釋並主動提出以後為她們的關係會戴上頭巾，因為對我來說怎樣做都無所謂。「你不應該為別人戴頭巾，反倒應該為你自己的良心和上帝的緣故戴頭巾。」她回答我。教長和令一位蒙頭的婦女Fatima為我辯護，解釋說「她是在遵守她的聖書」。這仁慈的一句將我置之於宗教分界線的另外一邊。Fatima接著誇我的服飾如何端莊漂亮。但她又不斷地抱怨那些不遵守自己宗教、不蒙頭的人，說：「可蘭經說……」這時候，我推測她實際上可能是通過我在說那個沒蒙頭的女士。

這個團體的動態非常有意思。生氣了的那位女士是一個知名的電視明星。參加這個團體之後，由於其逐漸加深的靈修生活，她遮蓋身體而且只接受合適的電視角色。我們開車去接的開始沒有蒙頭的那個女士，以前化妝很濃，也佩帶很多首飾。作為靈性加深的一個標誌，她不再化妝也不再帶首飾，而且開始蒙頭。當Fatima提及這些變化，說明每個人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回應神的帶領時，我才注意到這些。通過這個團體可以動態地瞭解著各人對宗教原則和動機的回應，而不是如何簡單遵守教條和律法。

有些基督徒女性反對遮蓋身體這一伊斯蘭教習俗。但是從歷史和聖經上，我們都可以發現該做法的根源在於體面的東方概念，而不是伊斯蘭概念。那麼，如果我們這些西方人被視作腐蝕穆斯林社會的傢伙，我們的見證怎麼辦？當然，這段經文仍舊適應當代的情況。對我自身而言，在那些大多數女人們上街要穿戶外遮蓋袍的國家，我會穿全封式的身體遮蓋袍，而不戴面紗。

保羅告訴處在這些情況（例如在哥林多出現的）下的女人們不要除去她們的蒙頭巾免得她們的自由被當作某種許可而損害教會的名聲（見哥林多前書11：16）。他敦促女人們要遵守當時的社會習俗，儘管她們已經得到了在基督裡的自由。在這些嚴格的社會裡，基督徒女性遮蓋身體的原因是因為聖經指導我們保持對文化的敏感。所以如果我決定在那次蘇菲派聚會上蒙頭，我依然是在遵守聖經。我不能建議在穆斯林社會遮蓋身體是個絕對的說法的原因在於事實上這是針對那些原本就遮蓋身體的女人。一個外來女性採納遮蓋身體的做法是不一樣的，其表達的意義也可能不同。遮蓋身體不總是最好的辦法，正如這位女士的經歷：
我丈夫在印度尼西亞鄉村的一所伊斯蘭大學任教。因為這個原因，我開始蒙頭。從第一天起，我的這個做法就博得了所有人的贊同。我個子很高，又金髮碧眼，所以我根本沒法不讓人看出我是個外國人。婦女們或點頭向我表示讚許，或告訴我穿的很得體。遊客們在市場上常遭到騷擾，但我卻從沒遇到過類似的麻煩。人們總是對我畢恭畢敬。其他的外國女士們不斷地告訴我這兒的男人有多無理，然而年輕男子們總是禮貌地問候我。

不過，遮蓋身體的規矩並不簡單的意味著「蒙住最好」。一次我們去省城，在第一個港口，我走下了船。一大群當地婦女就當著我的面對我大笑不已。

關於穆斯林跟從基督後完全脫離自己以前的宗教和文化傳統的流行故事也很多。在基督裡找到新的自由和喜樂的婦女通過徹底背棄自己過去的習俗來表達自己的喜悅。她們脫去遮蓋袍，剪短頭髮，把裙子截到膝蓋那麼長，把袖子也裁到胳膊肘處。一位這樣做的女士長時間離家去參加基督徒的聚會。她的家人對她的行為既震驚又費解。她直白地給家人講述了自己在基督裡的新信仰，但家人們都斷定她的離家和放蕩行為意味著她與某人有不正當的關係。他們的受驚反應主要是因為她拋棄了傳統和受尊敬的習俗。如果新信仰的最先標記被認為是不道德或叛逆的，一個信仰見證很難具有什麼份量。她開始接到恐嚇電話，而且懷疑是由家人主使的。在這個情況下，許多人試圖勸阻她採取過激的做法，但卻沒有奏效。後來她因為信仰的關係遭到當局的迫害。警察審問了她以及與她有關的人，指出她的表現是她正走上道德敗壞的下坡路的標誌。
許多穆斯林不會考慮要詳細瞭解基督，因為他們認為做門徒牽涉到背叛自己的家庭和社會價值觀而轉向西方的個人主義，拒絕一神的信仰而改信多神論，放棄牢固的道德傳統而選擇放蕩的西式行為。這不是福音。

在今日的穆斯林國家，蒙頭仍與是否體面、是否委身於神和政府有直接關係。下面的故事來自一位2003年居住在摩洛哥的西方基督徒的經歷：
我在社區裡教英文已經有好幾年了。最近，我們房東的女兒也參加了學習班。她是個保守的穆斯林，穿戶外遮蓋袍並戴頭巾。她說她想參加我們的學習班，而不願跟其他人學習，因為她知道我是個祈禱的女人，而且我信神。聽到這些讓我很驚訝，因為她住在另外一個居民區，我們也只見過幾次面而已。我尋思著她怎麼會對我有這樣的印象。後來我終於想起來，差不多三年半之前，她來過我們家參加我兒子的慶生聚會。她聽到我講述我們一開始沒法懷孕，我丈夫和我在又一次失望的夜裡一起禱告，然後平安的睡去的事。後來，幾個月後，我們就開始有孩子了。
我常常聽到其他鄰家婦女在聚會上告訴客人們我如何穿戴戶外遮蓋袍和頭巾。她們還講我的好行為和對人如何平易近人。儘管對我們西方人來說，這算不上分享福音，但我發現，對這兒的穆斯林來說，這實在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大步。他們先看我們的外在表現，然後再看我們出自信仰的行為。拜訪過幾位以前曾住在鄉下的朋友之後，我更加瞭解這裡的文化，我也不再不蒙頭就出門了。頭巾代表著我的正派，我對傳統的尊重和我對神的敬畏。

長頭髮在伊斯蘭教世界是一種性感的象徵，被視作對男人的一種引誘。因此，虔誠的女人非常注意在公共場合下自己頭髮的梳理。長髮不會隨意批散開。女孩兒們用了一句阿拉伯諺語解釋髮式的重要性：「散發者，浪女也。」
然而，儘管我曾建議女士們遵守地方習俗，我們仍需意識到問題的癥結所在並不是服飾本身，戴面紗也好，不戴面紗也好。問題是端莊體面的意義以及何種特定環境決定面紗的使用。西方基督徒女性從當地婦女那裡學到了這些。這是一個「視作性感與否」的問題：這部分身體的視覺感受是否會令異性興奮？身為基督徒，我們肯定性是上帝祝福的一樣恩賜。我們不隨意處之，也不自己招搖以吸引異性。有些社會裡，女性要通過男性才能得到晉陞，或在經濟上仰賴於男性，所以女性穿衣的目的是為要吸引男性。在一個以被救贖的文化中，基於國度的價值觀，男性和女性都會盡力不引起異性的肉慾。他們會採納適宜的行為舉止和服飾。

民族身份和女性
在穆斯林社會裡，當領導人開始革新運動，帶領國家走向民主時，他們會把女性解放作為改革的第一步也是核心的一步。許多這類的民族主義運動是為了回應西方勢力，如英國和法國的殖民佔領。從那時起，穆斯林世界為身份的掙扎繼續直接地影響著女性的解放，而這對現代伊斯蘭主義者對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以及女性服飾的態度有著一種蹺蹺板效應。我們需要考慮的一點是，女性解放發生在我們的朋友們的母親甚或是祖母的年代。在好些國家，從女性跨出內室，不再與世隔絕到如今只有兩或三代人的時間。由於社會對這個問題的回應，以及女性本身被卡在現代與傳統價值觀的搖擺不定之間，蒙頭和摘下蒙頭巾的循環一直持續著。許多人已經失去了立場。阿卜拉,一位敘利亞祖母，評論道：「因為其帶來的許多新責任，已經實現了的平等（女性的）反倒成了一個負擔。

在突尼斯，婦女解放開始於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對社會變革的官方非計劃壓力促動了一場心理和文化革命。就女性而言，這意味著教育和職業機遇的增加；在街上可以看到為數不少的穿著考究、不戴頭巾的突尼斯女性；可以看到男性和女性在公司辦公室裡一起工作，而且公眾對這些現象的接受程度也日漸提高。由於這些變化，突尼斯贏得了「女性進步最突出的阿拉伯國家」之稱。11

但是在突尼斯，女性的完全解放恰巧與迷你裙的興起同時發生，國家開始經歷一次在政府的批准下的傳統的復興。

1969年，Bourghiba總統發表了一次講話，標誌著其觀點的改變。他討論了客觀審視現代化的需要；並談到女性解放問題，這個先前他最看重的目標之一。他警告人們過度的變革將導致道德的鬆散。自由必須與宗教道德教育緊密聯合，以培養對先前靠長袍重巾保證的美德的尊重。12

穆斯林世界裡的女性正盡力應付自由所帶來的各種責任。西方文化依然處在同樣的掙扎之中，許多西方國家正開始為自主權和義務之間的衝突給家庭帶來的負面影響而憂心忡忡。

女性解放是一個與昔日殖民主義和對西方佔領的恐懼相連的問題。一位蒙頭的埃及婦女說：
殖民化之前女性們就穿成這樣。是歐洲人把他們的衣著方式強加給我們的。我們希望能重新找回我們的身份。我們希望遵守體面的規矩。

新復甦的反對西方影響的伊斯蘭團體把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作為一個政治平台。在埃及（和其他中東國家），女性自願返回到傳統著裝模式之下。西方模式被視作危害社會道德核心之物。女性正試圖在自由、按社會普遍理解保持貞節和忠於伊斯蘭教之間尋找一個平衡。有些突尼斯婦女不顧政府（害怕伊斯蘭運動）的強烈反對，正重新開始伊斯蘭教遮蓋身體的做法。埃及和約旦的女性沒有停止參加工作，但卻已開始遮蓋身體以走出家門到社會中去。她們渴望獨立自主，但她們不願放棄傳統的敬重和尊嚴，因為在採納西方的方式的過程中，她們曾一度失去了寶貴的社會尊重。
在埃及，蒙頭的女人利用男人們對西方化的女人所存有的矛盾情緒和不安全感，頭巾成為了美德、體面（雖然過時但仍寶貴）和好名聲的一種廣告。蒙頭巾可以幫助女人們得到渴望的教育機會和工作收入，而不至受西方化所帶來的道德敗壞影響。

20世紀80年代，科威特社會正面臨著分崩瓦解的危險，因為大量婦女放棄了自己的傳統角色，置家庭於不顧，爭當外國人的家庭保姆或管家。公共營養衛生部的一位女部長說，因為母親們不再照管孩子們的飲食，國家當時養育了一代肥胖的營養不良的孩子。家庭單位被瓦解，丈夫們得不到滿足，一夫多妻現象和離婚現象都開始增長。科威特的女領導人們發表了一份聯合請求：「賢妻良母哪兒去了？女人們，請回到你的家裡去；這個國家需要你。」對較大的家庭來說，這份請求的背後原因可能只是簡單的一個文化偏愛。大多數穆斯林社會偏向於人口眾多的大家庭。這一偏好是與民族主義抱負聯繫在一起的：國家需要較大的家庭為社會的各行各業輸送更多人才；需要更多的軍人保衛國家，更多政黨成員，等等。所以這份請求與歷史、政治和經濟原因息息相關。

現代隱性面紗
兩性之間的界限之一是言語。瞭解在兩性都在場的情況下可以談論何種話題是至關重要的。與女性私生活和女性打扮相關的所有話題都不可在異性在場的情況下出現。有些西方文化並不以這些事情為不妥。不幸的是，我就曾遇見這種情況：西方人像談論天氣一樣談論著這些話題，而在場的人卻尷尬不已。

在某些鄉村地區，女性在家庭中男性成員在場的情況下甚至不會談到明顯的身孕。在一個埃及村莊裡，與整個一家人圍坐在一起的時候，我問一位大腹便便的年輕孕婦何時臨盆。她羞得滿臉通紅，話都說不來。她丈夫和公公也忽然發現窗外種的甘蔗及其有趣，都轉過臉假裝什麼也沒聽見似的。通常在城市裡，談論起孕婦沒什麼問題。回過頭來說，一位西方女士在一個庫爾德村莊裡為發現女人們有時在兩性同在的情況下吹捧性生活而吃驚不已。花時間瞭解哪些事為妥，哪些事為不妥。這些話題與榮譽及體面是互相聯繫的。

姓名也可以是隔離的一種形式。在中東的許多區域，名是不怎麼使用的。兒子的重要性的標誌之一是人們會用頭生兒子的名字稱呼其父母。比如，一家的妻子被稱作「薩伊德的母親」（Um 薩伊德）（薩伊德是她大兒子的名字）。父親則被稱作「薩伊德的父親」（Abu 薩伊德）。丈夫和妻子在他人在場的時候會用這種稱呼。甚至在同性之間，人們也用「某某的母親」這樣的稱謂，而不用她們的名字。

20世紀70年代在澳大利亞，一些敘利亞的基督徒朋友們帶我去拜訪另一個阿拉伯家庭。我們離開後我問那家妻子的名字是什麼。他們已經認識三年了，但卻不知道她的名字是什麼。當時我沒法理解，但在阿拉伯世界生活過了之後我才明白。她是「某某人的母親」，沒人需要知道她的名字。不過在緊挨著敘利亞的貝魯特，人們使用個人的名字。一位剛從大馬士革搬來的美國朋友意識到她竟不知道她朋友們的名字是什麼。被引見的時候，她沒注意個人的名字，而是問她們的孩子的名字，還把大兒子們的名字記了下來。後來，她注意到大家都使用名字。她尷尬得無法再向人家詢問如何稱呼，不得不從別人的談話中搜尋線索。

在許多國家，一個男人甚至不應該問朋友：「你太太好嗎？」這樣的話。他應該很普遍的問候「家裡人」。男人們必須要明白女人的世界跟他們毫無相關。他們應該佯作毫不知情，老老實實的呆在面紗的另一面。西方人很難瞭解兩性之間的恰當界限。911事件之後，西方對穆斯林社會產生一些繼之而來的敵意。在墨爾本的一間教會主動幫助當地的穆斯林居民帶那些需要公眾安全保證的蒙頭的婦女們購物。不過問題是他們提供的是男性的幫助！大概，他們認為女人們在男性的保護之下會覺得更安全，但卻沒意識到那其實相當於主動要求帶穆斯林的妻子們參加某種異性約會。

Notes
1. Abdullah Yussef Ali, The Quran--Commentary and Translation, Dar Al Fikr, Beirut, 1987.
2. J.B. Pritchard, Ancient and Near Eastern Tex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p.183.
3. Sana』Al Masri, Khalf Alhijaab, Sinai Publishing House, Cairo, Egypt, 1989, p.98.
4. Marion Harland, The Home of the Bible, Bible House, New York, 1896, p.218.
5. William Barclay, The Daily Study Bible, 1Corinthians 11, Arabic edition, Dar al Thaqaafa, Cairo.
6. William Barclay, The Daily Study Bible: Letters to the Corinthians,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3.
7. Al Quds, 16 December 1992, p.4.
8. Bouthmia Shaman, Both Right and Left Hande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84,98.
9. ibid., p.87.
10. ibid., p.38.
11. Lois Beck and Nikki Keddie, Women in the Muslim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45.
12. ibid., p.147.
13. Wedad Zenie-Zeigler, In Search of Shadows: Conversations with Egyptian Women, Zed Books, London, 1988, p.80.
14. Elizabeth Fernea,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the Middle East,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5, p.69.
15. AlSayidditi (Arabic magazine), London, 1987.

作者：Christine A. Mallouhi Original English Publication by MonarcH BOOKS Oxford, UK & Grand Rapids, Michigan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