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和基督徒戴头巾的历史记载
基督徒戴头巾早在伊斯兰教形成之前就开始了。从远古时代，东方女性体面的裙装就包括头巾，而且这个传统至今仍在许多国家继续着。正派的希腊和罗马女人们上街时都会用一大块头巾遮盖住自己。这在许多雕塑和绘画当中都可以看到，一般头巾都是缠在女性身体上，像方形披肩那样。在北非，曾经是罗马人的殖民地的一些国家的北部，女性们仍旧戴着一大块白色头巾，与遗留在这个地区的罗马女性雕像所戴的极为相似。与此相反，在南部地区（罗马势力没有渗透的区域）女性们穿的则是原有的色彩鲜艳的传统柏柏尔裙装，不包括白色纱巾。在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女人们穿长及脚面的长袍，并戴有头巾。蒙头的头巾通常盖在一顶硬挺的帽子上，而女人们的嫁妆，就是钱币，都缝在帽子里。现今的巴勒斯坦农民服装仍保持着相同的样式。我丈夫记得他母亲在叙利亚的时候也戴过这种帽子。
戴头巾，在一世纪，被视作基督徒女性正派得体的一种必要。古老的罗马天主教修女的习惯在西方基督教圈子里仍继续着。然而在阿拉伯，在希腊和罗马帝国之外，女人们直到先知穆罕默德的妻子们必须遮盖身体，以及所有穆斯林女性都开始蒙头时才开始戴头巾。
可兰经对遮盖身体的命令说到：
你应当对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和信士们的妇女说：她们应当用外衣蒙着自己的身体。这样做最容易使人认识她们，而不受侵犯。（可兰经33：59）
约瑟夫.阿里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是：
其目的不在于限制女人之自由，乃是在昔日阿拉伯的条件之下保护她们免受伤害和侵犯。东西方对何为合宜之公共场合穿着一直为荣誉或区别之标志，无论男女。1
按照亚述法律规定，底层妇女、奴隶和妓女不可像“尊贵”妇女那样遮盖身体，若被发现在室外遮盖身体将被狠打。2
遮盖身体是上层的特权，而且看起来通过采用此做法，穆罕默德希望公开的向自己的妻子们表示尊敬。在伊斯兰教早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处于穆斯林统治之下，非穆斯林目标都受到惩罚：非穆斯林的妻子们不可穿体面的公共场合服装，也不可遮盖身体。遮盖身体与穆斯林上层特权阶级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奥徒曼帝国统治时期，女性遮盖身体并戴面纱一般被视为一种原则性的穆斯林习俗。
Muhammad Nasri Al Din Al Albani引用早期伊斯兰律法说明早期伊斯兰统治者们给Ahl-Adlnema（穆斯林统治之下的非穆斯林者）施加许多条件。非穆斯林者的妻子不可穿着体面的穆斯林妇女的裙装。她们必须穿露腿的衣服，也不可蒙头。3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规定不再被强制实行，穆斯林统治之下的非穆斯林妇女重新开始遮盖身体以免在街道上被羞辱。遮盖身体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的根源则被完全遗忘，成为伊斯兰教独有的特点，被基督教团体所憎恨。一位美国记者于1896年访问一个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东正教巴勒斯坦家庭时写道：
我们建议所有女性，无论国籍宗教，在叙利亚的北部和南部的大多数城市（现包括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都应穿着Jzzar（一块白色布缠在身体上，掖好）。这是一个穆斯林习俗，而看到基督徒们也采纳这一习俗时我们倍感惊讶。（她的基督徒主人解释道：）“许多年以前，信基督教的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天主教徒被他们的主人视作毫无价值的东西。基督徒们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妻子也裹住身体，遮住脸颊，但是他们不得不像穆斯林们那样做，以使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免遭侮辱。所以他们遵循这个和另外一些其他的穆斯林做法。甚至现在，基督徒女性也必须在公共场合下穿戴izzar（布单）和mendeel（面纱）。”
在许多中东国家，直到21世纪早期，女性还保持着戴头巾的习惯。著名的解经家威廉巴克利在哥林多前书11章的注释中对蒙头的问题阐述了几个要点。在希腊文中，对应“头巾”或“蒙头之物”的英文译词有几个不同的词；带着这些区别读这段经文，我们会得到这样的阿拉伯文译文：
凡男人祷告或是说预言，若蒙着头，就侮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说预言，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11:4）女人若不完全遮盖自己（穿Hajaab），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为羞愧，就该完全遮盖自己（穿Hajaab）。
巴克利接着写道：
问题是在基督教教会里，女人是否有权参与仪式而不蒙头。我们必须记住戴头巾在东方的意义。在保罗时代，东方人遮盖身体的程度要更大。头巾盖住整个头部，只露出眼睛的部分，直到脚面。体面的东方妇女想都不敢想自己不戴头巾就出门。
东方教会至今仍在讨论妇女在敬拜时是否应该蒙头的问题。1992年，在一份阿拉伯日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基督徒蒙头在埃及”的文章：
科普特神学高等研究和教育委员会主席，Musa大主教，就合乎道德的基督徒着装问题于上星期天在科普特派杂志《WATANI》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端庄女性》的文章后，该话题引起了科普特派教徒的广泛重视。在文章中他回答了许多问题，包括：何为基督徒女性所理解的端庄？只在教堂里应该端庄还是无论何处都应该以端庄示人？领受圣餐时用一块纱巾或披肩蒙住头就算端庄了吗？即使她穿的是紧身衣，露皮肤的或诱惑人的衣服。”Gregorious主教在他的文章中回答道：“一个女性的端庄的服饰必须适当的遮盖住身体，不可过紧以显露身材。材质不可过薄，透出身形。而且端庄的年轻女孩在街上穿露出手臂和腿的衣服也是不合宜的。特别是在教会里参加敬拜时，女性必须用纱巾或面纱或披肩蒙住自己的头。”
在开罗的一个郊区，穆斯林和基督徒妇女们在街上穿相同的遮盖袍：一种很长的黑色帐篷似的裙子，覆盖住整个身体，外加上蒙头。在这种身体遮盖依然实行的区域，基督徒女性仍被要求在教会里遮盖身体。（在开罗的其他市郊，蒙头可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但各教会包括福音派，都男女分开就坐。我于1992年参加了一个在澳大利亚悉尼的科普特教会的仪式，当时男女会众是分开就坐的。）
那么，当我们生活在女性仍旧遮盖身体否则不会出门的社会里的时候，那段哥林多前书的经文的意义为何呢？
在黎巴嫩，参与AMAL社会活动，什叶派军事和社会运动的女性激进主义分子，以及勇敢的对抗以色列占领势力的女人们在她们的领导角色中见证了“体面”着装的重要性。8 组织女性团体帮助女性接受教育和培训以反对不平等条件的黎巴嫩南部女性运动领袖Um Mohammed Biadon 说：
每当我需要出门接触男性的时候，我就会穿伊斯兰教服装……基本上来说，伊斯兰教服装是圣洁的。我不喜欢被人看作一个女性的身体。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稍微撩起袖子的话，男人们就只会全神贯注在我们手上而不是我们所要讲的话上了。我希望以我的头脑而不是我的身体表达我的想法。在社会中，我希望有正常自由的活动。那不仅仅是个服装的问题，也反映在声音和活动中。Hijaab保护着家庭，也保护着女性免被视作一种性欲目标。
我穿穆斯林服装受批评（被埃及的基督徒们和婆家不遮盖身体的妇女们），不穿受穆斯林批评。一次，我们正参加一个穆斯林苏菲派的每周聚集。我一直在观察妇女们如何着装，发现没有什么一致标准。所以我就穿了一套特别为宗教场合定做的服装：一套裤装加一件及膝长袖外套。我还带了一条纱巾以防所有的其他妇女那天碰巧都戴着蒙头布。她们没有。实际上，我们到一位女士的单位接她时，她穿着一件几乎无袖的裙子就走出来了。在街上，当着坐在车里的教长的面，她套上了一件七分袖的外衣，没戴头巾。我心正想自己戴头巾的话不合适了，另两位妇女来了，都穿着Hijaab，严格的遮盖。我被置于中间，比一个遮盖的多，比两个遮盖的少，我觉得自己处于一个不错的位置。
会后，蒙头的女士中有一位批评我不遵守可兰经对穿着的规定，“特别是当着教长的面的时候。”我拿出预备好的围巾，解释并主动提出以后为她们的关系会戴上头巾，因为对我来说怎样做都无所谓。“你不应该为别人戴头巾，反倒应该为你自己的良心和上帝的缘故戴头巾。”她回答我。教长和令一位蒙头的妇女Fatima为我辩护，解释说“她是在遵守她的圣书”。这仁慈的一句将我置之于宗教分界线的另外一边。Fatima接着夸我的服饰如何端庄漂亮。但她又不断地抱怨那些不遵守自己宗教、不蒙头的人，说：“可兰经说……”这时候，我推测她实际上可能是通过我在说那个没蒙头的女士。
这个团体的动态非常有意思。生气了的那位女士是一个知名的电视明星。参加这个团体之后，由于其逐渐加深的灵修生活，她遮盖身体而且只接受合适的电视角色。我们开车去接的开始没有蒙头的那个女士，以前化妆很浓，也佩带很多首饰。作为灵性加深的一个标志，她不再化妆也不再带首饰，而且开始蒙头。当Fatima提及这些变化，说明每个人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神的带领时，我才注意到这些。通过这个团体可以动态地了解着各人对宗教原则和动机的回应，而不是如何简单遵守教条和律法。
有些基督徒女性反对遮盖身体这一伊斯兰教习俗。但是从历史和圣经上，我们都可以发现该做法的根源在于体面的东方概念，而不是伊斯兰概念。那么，如果我们这些西方人被视作腐蚀穆斯林社会的家伙，我们的见证怎么办？当然，这段经文仍旧适应当代的情况。对我自身而言，在那些大多数女人们上街要穿户外遮盖袍的国家，我会穿全封式的身体遮盖袍，而不戴面纱。
保罗告诉处在这些情况（例如在哥林多出现的）下的女人们不要除去她们的蒙头巾免得她们的自由被当作某种许可而损害教会的名声（见哥林多前书11：16）。他敦促女人们要遵守当时的社会习俗，尽管她们已经得到了在基督里的自由。在这些严格的社会里，基督徒女性遮盖身体的原因是因为圣经指导我们保持对文化的敏感。所以如果我决定在那次苏菲派聚会上蒙头，我依然是在遵守圣经。我不能建议在穆斯林社会遮盖身体是个绝对的说法的原因在于事实上这是针对那些原本就遮盖身体的女人。一个外来女性采纳遮盖身体的做法是不一样的，其表达的意义也可能不同。遮盖身体不总是最好的办法，正如这位女士的经历：
我丈夫在印度尼西亚乡村的一所伊斯兰大学任教。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蒙头。从第一天起，我的这个做法就博得了所有人的赞同。我个子很高，又金发碧眼，所以我根本没法不让人看出我是个外国人。妇女们或点头向我表示赞许，或告诉我穿的很得体。游客们在市场上常遭到骚扰，但我却从没遇到过类似的麻烦。人们总是对我毕恭毕敬。其他的外国女士们不断地告诉我这儿的男人有多无理，然而年轻男子们总是礼貌地问候我。
不过，遮盖身体的规矩并不简单的意味着“蒙住最好”。一次我们去省城，在第一个港口，我走下了船。一大群当地妇女就当着我的面对我大笑不已。
关于穆斯林跟从基督后完全脱离自己以前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的流行故事也很多。在基督里找到新的自由和喜乐的妇女通过彻底背弃自己过去的习俗来表达自己的喜悦。她们脱去遮盖袍，剪短头发，把裙子截到膝盖那么长，把袖子也裁到胳膊肘处。一位这样做的女士长时间离家去参加基督徒的聚会。她的家人对她的行为既震惊又费解。她直白地给家人讲述了自己在基督里的新信仰，但家人们都断定她的离家和放荡行为意味着她与某人有不正当的关系。他们的受惊反应主要是因为她抛弃了传统和受尊敬的习俗。如果新信仰的最先标记被认为是不道德或叛逆的，一个信仰见证很难具有什么分量。她开始接到恐吓电话，而且怀疑是由家人主使的。在这个情况下，许多人试图劝阻她采取过激的做法，但却没有奏效。后来她因为信仰的关系遭到当局的迫害。警察审问了她以及与她有关的人，指出她的表现是她正走上道德败坏的下坡路的标志。
许多穆斯林不会考虑要详细了解基督，因为他们认为做门徒牵涉到背叛自己的家庭和社会价值观而转向西方的个人主义，拒绝一神的信仰而改信多神论，放弃牢固的道德传统而选择放荡的西式行为。这不是福音。
在今日的穆斯林国家，蒙头仍与是否体面、是否委身于神和政府有直接关系。下面的故事来自一位2003年居住在摩洛哥的西方基督徒的经历：
我在社区里教英文已经有好几年了。最近，我们房东的女儿也参加了学习班。她是个保守的穆斯林，穿户外遮盖袍并戴头巾。她说她想参加我们的学习班，而不愿跟其他人学习，因为她知道我是个祈祷的女人，而且我信神。听到这些让我很惊讶，因为她住在另外一个居民区，我们也只见过几次面而已。我寻思着她怎么会对我有这样的印象。后来我终于想起来，差不多三年半之前，她来过我们家参加我儿子的庆生聚会。她听到我讲述我们一开始没法怀孕，我丈夫和我在又一次失望的夜里一起祷告，然后平安的睡去的事。后来，几个月后，我们就开始有孩子了。
我常常听到其他邻家妇女在聚会上告诉客人们我如何穿戴户外遮盖袍和头巾。她们还讲我的好行为和对人如何平易近人。尽管对我们西方人来说，这算不上分享福音，但我发现，对这儿的穆斯林来说，这实在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大步。他们先看我们的外在表现，然后再看我们出自信仰的行为。拜访过几位以前曾住在乡下的朋友之后，我更加了解这里的文化，我也不再不蒙头就出门了。头巾代表着我的正派，我对传统的尊重和我对神的敬畏。
长头发在伊斯兰教世界是一种性感的象征，被视作对男人的一种引诱。因此，虔诚的女人非常注意在公共场合下自己头发的梳理。长发不会随意批散开。女孩儿们用了一句阿拉伯谚语解释发式的重要性：“散发者，浪女也。”
然而，尽管我曾建议女士们遵守地方习俗，我们仍需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不是服饰本身，戴面纱也好，不戴面纱也好。问题是端庄体面的意义以及何种特定环境决定面纱的使用。西方基督徒女性从当地妇女那里学到了这些。这是一个“视作性感与否”的问题：这部分身体的视觉感受是否会令异性兴奋？身为基督徒，我们肯定性是上帝祝福的一样恩赐。我们不随意处之，也不自己招摇以吸引异性。有些社会里，女性要通过男性才能得到晋升，或在经济上仰赖于男性，所以女性穿衣的目的是为要吸引男性。在一个以被救赎的文化中，基于国度的价值观，男性和女性都会尽力不引起异性的肉欲。他们会采纳适宜的行为举止和服饰。
民族身份和女性
在穆斯林社会里，当领导人开始革新运动，带领国家走向民主时，他们会把女性解放作为改革的第一步也是核心的一步。许多这类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为了回应西方势力，如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占领。从那时起，穆斯林世界为身份的挣扎继续直接地影响着女性的解放，而这对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对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女性服饰的态度有着一种跷跷板效应。我们需要考虑的一点是，女性解放发生在我们的朋友们的母亲甚或是祖母的年代。在好些国家，从女性跨出内室，不再与世隔绝到如今只有两或三代人的时间。由于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以及女性本身被卡在现代与传统价值观的摇摆不定之间，蒙头和摘下蒙头巾的循环一直持续着。许多人已经失去了立场。阿卜拉,一位叙利亚祖母，评论道：“因为其带来的许多新责任，已经实现了的平等（女性的）反倒成了一个负担。
在突尼斯，妇女解放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对社会变革的官方非计划压力促动了一场心理和文化革命。就女性而言，这意味着教育和职业机遇的增加；在街上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穿着考究、不戴头巾的突尼斯女性；可以看到男性和女性在公司办公室里一起工作，而且公众对这些现象的接受程度也日渐提高。由于这些变化，突尼斯赢得了“女性进步最突出的阿拉伯国家”之称。11
但是在突尼斯，女性的完全解放恰巧与迷你裙的兴起同时发生，国家开始经历一次在政府的批准下的传统的复兴。
1969年，Bourghiba总统发表了一次讲话，标志着其观点的改变。他讨论了客观审视现代化的需要；并谈到女性解放问题，这个先前他最看重的目标之一。他警告人们过度的变革将导致道德的松散。自由必须与宗教道德教育紧密联合，以培养对先前靠长袍重巾保证的美德的尊重。12
穆斯林世界里的女性正尽力应付自由所带来的各种责任。西方文化依然处在同样的挣扎之中，许多西方国家正开始为自主权和义务之间的冲突给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忧心忡忡。
女性解放是一个与昔日殖民主义和对西方占领的恐惧相连的问题。一位蒙头的埃及妇女说：
殖民化之前女性们就穿成这样。是欧洲人把他们的衣着方式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希望能重新找回我们的身份。我们希望遵守体面的规矩。
新复苏的反对西方影响的伊斯兰团体把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作为一个政治平台。在埃及（和其他中东国家），女性自愿返回到传统着装模式之下。西方模式被视作危害社会道德核心之物。女性正试图在自由、按社会普遍理解保持贞节和忠于伊斯兰教之间寻找一个平衡。有些突尼斯妇女不顾政府（害怕伊斯兰运动）的强烈反对，正重新开始伊斯兰教遮盖身体的做法。埃及和约旦的女性没有停止参加工作，但却已开始遮盖身体以走出家门到社会中去。她们渴望独立自主，但她们不愿放弃传统的敬重和尊严，因为在采纳西方的方式的过程中，她们曾一度失去了宝贵的社会尊重。
在埃及，蒙头的女人利用男人们对西方化的女人所存有的矛盾情绪和不安全感，头巾成为了美德、体面（虽然过时但仍宝贵）和好名声的一种广告。蒙头巾可以帮助女人们得到渴望的教育机会和工作收入，而不至受西方化所带来的道德败坏影响。
20世纪80年代，科威特社会正面临着分崩瓦解的危险，因为大量妇女放弃了自己的传统角色，置家庭于不顾，争当外国人的家庭保姆或管家。公共营养卫生部的一位女部长说，因为母亲们不再照管孩子们的饮食，国家当时养育了一代肥胖的营养不良的孩子。家庭单位被瓦解，丈夫们得不到满足，一夫多妻现象和离婚现象都开始增长。科威特的女领导人们发表了一份联合请求：“贤妻良母哪儿去了？女人们，请回到你的家里去；这个国家需要你。”对较大的家庭来说，这份请求的背后原因可能只是简单的一个文化偏爱。大多数穆斯林社会偏向于人口众多的大家庭。这一偏好是与民族主义抱负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需要较大的家庭为社会的各行各业输送更多人才；需要更多的军人保卫国家，更多政党成员，等等。所以这份请求与历史、政治和经济原因息息相关。
现代隐性面纱
两性之间的界限之一是言语。了解在两性都在场的情况下可以谈论何种话题是至关重要的。与女性私生活和女性打扮相关的所有话题都不可在异性在场的情况下出现。有些西方文化并不以这些事情为不妥。不幸的是，我就曾遇见这种情况：西方人像谈论天气一样谈论着这些话题，而在场的人却尴尬不已。
在某些乡村地区，女性在家庭中男性成员在场的情况下甚至不会谈到明显的身孕。在一个埃及村庄里，与整个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时候，我问一位大腹便便的年轻孕妇何时临盆。她羞得满脸通红，话都说不来。她丈夫和公公也忽然发现窗外种的甘蔗及其有趣，都转过脸假装什么也没听见似的。通常在城市里，谈论起孕妇没什么问题。回过头来说，一位西方女士在一个库尔德村庄里为发现女人们有时在两性同在的情况下吹捧性生活而吃惊不已。花时间了解哪些事为妥，哪些事为不妥。这些话题与荣誉及体面是互相联系的。
姓名也可以是隔离的一种形式。在中东的许多区域，名是不怎么使用的。儿子的重要性的标志之一是人们会用头生儿子的名字称呼其父母。比如，一家的妻子被称作“萨伊德的母亲”（Um 萨伊德）（萨伊德是她大儿子的名字）。父亲则被称作“萨伊德的父亲”（Abu 萨伊德）。丈夫和妻子在他人在场的时候会用这种称呼。甚至在同性之间，人们也用“某某的母亲”这样的称谓，而不用她们的名字。
20世纪70年代在澳大利亚，一些叙利亚的基督徒朋友们带我去拜访另一个阿拉伯家庭。我们离开后我问那家妻子的名字是什么。他们已经认识三年了，但却不知道她的名字是什么。当时我没法理解，但在阿拉伯世界生活过了之后我才明白。她是“某某人的母亲”，没人需要知道她的名字。不过在紧挨着叙利亚的贝鲁特，人们使用个人的名字。一位刚从大马士革搬来的美国朋友意识到她竟不知道她朋友们的名字是什么。被引见的时候，她没注意个人的名字，而是问她们的孩子的名字，还把大儿子们的名字记了下来。后来，她注意到大家都使用名字。她尴尬得无法再向人家询问如何称呼，不得不从别人的谈话中搜寻线索。
在许多国家，一个男人甚至不应该问朋友：“你太太好吗？”这样的话。他应该很普遍的问候“家里人”。男人们必须要明白女人的世界跟他们毫无相关。他们应该佯作毫不知情，老老实实的呆在面纱的另一面。西方人很难了解两性之间的恰当界限。911事件之后，西方对穆斯林社会产生一些继之而来的敌意。在墨尔本的一间教会主动帮助当地的穆斯林居民带那些需要公众安全保证的蒙头的妇女们购物。不过问题是他们提供的是男性的帮助！大概，他们认为女人们在男性的保护之下会觉得更安全，但却没意识到那其实相当于主动要求带穆斯林的妻子们参加某种异性约会。
Notes
1. Abdullah Yussef Ali, The Quran--Commentary and Translation, Dar Al Fikr, Beirut, 1987.
2. J.B. Pritchard, Ancient and Near Eastern Tex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 p.183.
3. Sana’Al Masri, Khalf Alhijaab, Sinai Publishing House, Cairo, Egypt, 1989, p.98.
4. Marion Harland, The Home of the Bible, Bible House, New York, 1896, p.218.
5. William Barclay, The Daily Study Bible, 1Corinthians 11, Arabic edition, Dar al Thaqaafa, Cairo.
6. William Barclay, The Daily Study Bible: Letters to the Corinthians,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3.
7. Al Quds, 16 December 1992, p.4.
8. Bouthmia Shaman, Both Right and Left Hande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84,98.
9. ibid., p.87.
10. ibid., p.38.
11. Lois Beck and Nikki Keddie, Women in the Muslim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45.
12. ibid., p.147.
13. Wedad Zenie-Zeigler, In Search of Shadows: Conversations with Egyptian Women, Zed Books, London, 1988, p.80.
14. Elizabeth Fernea,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the Middle East,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5, p.69.
15. AlSayidditi (Arabic magazine), London, 1987.
作者：Christine A. Mallouhi Original English Publication by MonarcH BOOKS Oxford, UK & Grand Rapids, Michigan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