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逆境
我們已經簡單地談過最初新差會遇到的各種困難。現在，我們將詳細地再講幾個更加嚴峻的危機。
好幾次有穆斯林民眾向中國當局遞交書面訴狀，要求將差會驅逐出境。在1899年的一份正式公文上，宣教士們被控以各種各樣的罪名：
「他們（宣教士）讓這個地方沒有雨下，沒有雪下，他們在我們的水渠裡投毒，讓人和牲畜都生病…他們買來小孩，把他們變成奴隸，讓他們穿歐洲人的服裝，教他們說他們的語言，誘使他們信奉他們的宗教。」114
穆斯林寫的告狀信送到了最高當局北京政府那裡。然而，北京的回信說宣教士和基督徒都要受保護。不然的話，即使最高級的官員都要受懲罰。115
人們這種反應背後的原因是甚麼呢？也許是因為缺乏淡水嚴重的乾旱，作物歉收，等等。很最可能的是，人們可以看到神對新的宗教正開始在這個地方滲透的審判。可以肯定地說宣教士們對孩子照顧。一個後來一直住在瑞典的東突厥人說，他的母親去了差會，就把他留在那裡了。她沒有辦法自己照顧這個小孩，她知道沒有甚麼地方比宣教站更好了。116水渠裡的水有害健康的事實是從別處得知的，如果說宣教士應該為此負責的話，那甚至有更多的理由驅逐他們。孩子們穿歐洲人衣服的事實也是可以解釋的，因為如果不穿的話，在寒冷的冬天他們身上的破爛衣服會把他們凍死。至於學習宣教士們的語言，這只限於教一兩首瑞典歌曲。但穆斯林把外國人的語言跟邪教和巫術聯繫在一起，就算只是幾個句子的問題。他們不懂這個語言當然更加增加了這種神秘感。
1899年秋，頭幾年的困難在喀什葛爾反宣教站的騷亂中達到了頂點。原因也許是差會在人們當中正獲得了立足之處。有幾個穆斯林已經皈依，小的崇拜聚會開辦了，一間小學校開學了，大量的病人慕名前來差會醫院尋醫問藥。然而，宣教士們感覺被來自當地領導者們的一股像要把人吃掉的怨氣所包圍。雪上加霜的是，喀什葛爾來了一位新市長，一個出了名的鄙視外國人的漢人。
攻擊差會開始於對宣教士住處一扇門的打破。幾天後市長給荷伯格捎來一個消息，命令所有的宣教士立即離開這個房子。房子將要被推倒！市長和地主要求差會離開。一大群人聚集在宣教士住處外。荷伯格估計有500來人。情況看起來十分危急，尤其是人群中有些人已經開始攻擊那房子的土墻了。於是荷伯格走出去見這群狂躁不安的人。他背靠著墻，設法抓住地主的鬍子，一邊盡量跟他和其他人好言好語。在接下來的混戰中，荷伯格的衣服被撕成了幾塊，但由於人多混雜，他躲過了最慘的毆打。在全面混亂失控的局面中打人者相互自己打了起來。
消息送到英國特派員和俄羅斯領事那裡。後者從他的警衛隊當中派了一部分哥薩克騎兵來恢復秩序。
接下來的幾天麻煩不斷。有一天，荷伯格被傳喚到市長那裡，市長設法逼他承諾在四個月內離開此地。荷伯格直截了當地拒絕了，雖然英國特派員和俄羅斯領事都支持這個漢人。荷伯格反而問市長，問他是否不知道中國和瑞典之間簽署的條約，條約中寫明瑞典的宣教士不但允許居住在這個國家，而且要受保護擔保他們的安全。這位市長視這個提醒是十足的侮辱，於是他喝得爛醉如泥。在醉酒中他在宣教士的房子上張貼了一個告示，宣布這座房子要被拆除。然而，這事並沒有發生。荷伯格求助於在上海的瑞典領事，一個月後，北京政府發回一張公文給了宣教士法定的權利。117
同時在俄羅斯領事館避難的荷伯格夫人和拉奎特夫人現在可以回家了，宣教工作在每天風雨飄搖中繼續。118
這個時候葉爾羌也發生了針對差會的騷亂。作為一名差會醫生在那裡工作的約瑟夫•馬斯魯爾有一天早上遭到一群市民的圍攻。他衝進藥房，手握兩個大瓶子。有了這樣的武裝，他朝外面嚇了一大跳的人群衝了出來，人群被驅散了。119
跟這些當地的騷亂完全獨立的是，漢人的仇外情緒以前所未有的暴力方式爆發，以至於觸動了整個帝國，包括邊遠西部的東土耳其斯坦。我們要講到的是1900年中國腹地爆發的義和拳起義。
19世紀末，人們當中的仇外情緒導致了一些秘密社團的形成。1899年「義和拳」鬥士出現，憑藉他們的空拳和明顯有道教起源的魔術伎倆，他們自認為刀槍不入。這些「正義和團結之拳」最先要打擊的就是歐洲人對中國的殘酷剝削。外國人為所欲為，做事沒有絲毫的猶豫，比如穿越家族墳墓修建鐵路，在聖地裡裝起電話亭，或引誘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少年去基督教學校和教堂。
1900年，起義在北京爆發。皇太后後從甘肅召集「半訓練」的軍隊進京。然而夏末時被包圍的外國公使館被後來增加至6萬人組成的國際聯軍所解救。北京被有組織性地掠奪。和平的條件是給外國人在北京公使館區域駐扎軍隊的權利。這在中國人看來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侵犯。
義和拳起義不但打外國人，而且還打是基督徒的中國人，因為他們接受了那些可恨的外國人的宗教。據估計，有約3萬名天主教基督徒被殺，近2千名新教徒也逃脫不了同樣的命運。在天主教宣教士中，47人被殺，其中5人是主教，還加上186名新教徒宣教士，其中有40個成年人和16個小孩。此外，來自聖潔會（Helgelseforbundet）的所有宣教士都被殺害（10人）。120
義和拳起義給當時瑞典在中國的差會組織帶來了嚴重的後果。東土耳其斯坦也受波及，雖然這裡的後果更加間接一些。例如，在起義中的積極分子被流放到這個地方，東土耳其斯坦成了「中國的西伯利亞」，各種犯罪分子都被驅趕到這裡。從東方血腥現場傳來的謠言一個比一個可怕，在集市上傳得讓人熱血沸騰。穆斯林人民開始想知道除掉漢人和歐洲人的時候是不是到了，而在俄羅斯邊境，漢人正糾集他們的軍隊。121
瑞典差會「屏住呼吸」。這種仇外情緒會不會蔓延到東土耳其斯坦而影響到那裡的差會，像在中原那樣？荷伯格說宣教士們都非常擔心。122剛從瑞典回來的拜克倫德說，「我們所有的活動眼下實際上都處於停頓狀態，由於政治局勢不穩，為了不驚醒沉睡的熊，我們不敢動彈一下。」123在1900年5月離開瑞典的艾伯特•安德森和他的妻子還有羅維莎•恩格娃判斷，在俄羅斯的土耳其斯坦作停留是明智的選擇，直到11月份才繼續前往喀什葛爾。124
差會帶著許多問題和在巨大的擔憂中進入了新的世紀。面對一個不確定的未來，宣教士們不斷自問，是否還有可能在東土耳其斯坦繼續工作。
差會的人員狀況是令人擔憂的。約翰尼斯•阿維塔瑞尼安1897年就已經離開了差會。安娜和約瑟夫•馬斯魯爾1900年回到了波斯。荷伯格先生及其夫人1900年離開了喀什葛爾，三年後他們才回到這裡的工場。1903年馬格納斯•拜克倫德去世，這看來是差會一個不可挽回的損失。
差會工作的效果幾乎為零。有幾個穆斯林確實是受洗了，也有一個漢人皈依了，但辦學活動在停頓，醫療事工也將要失去它在人們當中的信任了。每個人都承認差會遇到的困難，許多人認為差會在東土耳其斯坦的努力是沒有希望的。其中柯爾穆丁（A. Kolmodin）教授在1903他的調查報告《新教差傳歷史A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中說，駐東土耳其斯坦的差會從巨大的困難中開始。這個宣教工場需要許多忍耐和持久的愛心。125傳教學教授賴德烈（Kennet S. Latourette）也提到說MCCS在「這個邊遠之地，又在非常艱難的條件下」展開了差傳的工作。126
除了一般絕望的形勢之外，一系列的個人問題也積聚到工場領導荷伯格身上。其中的問題有前面已經提到過的他跟阿維塔瑞尼安之間的不和，還有馬斯魯爾夫婦的事情，加上海丁對他的態度。事情過去很久之後，當總結起拓荒時代的辛酸經歷時，荷伯格說：
「我們呆在東土耳其斯坦的頭六年絕對是留下的最艱苦的生活的回憶。我們每走一步都伴隨著困難和抵觸。敵人，政治勢力和屬靈力量，這一切似乎都聯合起來抵抗那裡宣教工作的開展。我們只有一小步一小步地走我們的路。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一絲希望的曙光。」127
當荷伯格說在東土耳其斯坦開始的頭幾年是他整個宣教生涯最艱難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要忘記他還有過其他艱難歲月。尤其是在波斯的這些年一定給了他痛苦和失落的回憶。這對夫婦在那裡失去了他們最小的兒子，兒子得天花而死，他們最大的兒子也因同樣的疾病而導致一隻眼睛失明。幾年後，荷伯格夫人又受到流行性霍亂的摧殘。128
很顯然，宣教士們和瑞典差會董事局對新差傳地方產生的這種艱難的屬靈氣候都沒有做好準備。而這並不是MCCS第一次在穆斯林當中作工。1889年，奈斯透姆醫生被派往北非的阿爾及爾。起初，這項活動是有意針對猶太人的，但很快也向穆斯林開放了。在遇到了極大的困難之後，這項差傳活動被迫於1907年關閉。129在波斯的穆宣工作取得的成功也非常有限。
但是對於喀什葛爾這個宣教工場，卻有不同的期待。這裡「通往亞洲心臟之門敞開著」。但在宣教士們1890年代中期到達那裡之前，對這個新宣教工場的實際了解只有何傑探索之旅後提供的一份報告。一位瑞典狂熱家一星期的逗留就成了瑞典差傳界朋友做出在東土耳其斯坦開展宣教工作這個決定的基礎。這一切似乎開始得太樂觀太倉促了。在瑞典宣教士們抵達之前，被差派的阿維塔瑞尼安單獨在喀什葛爾呆了兩年半的時間，在此期間，阿維塔瑞尼安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都近乎於要崩潰了，所以很明顯這個計劃本應該更加細緻地考慮，更加徹底地做好準備。而且當全體大會上做出在那裡開展宣教工作的決定時，連何傑都不在會場。大會甚麼依據都沒有，僅僅憑藉他寫的那份報告就做出了決定。在這次重要的會議召開之前，何傑和埃克曼一直在信件交流。從這些信中可以很清楚地得知埃克曼已經計劃好組織瑞典行道會的人去一趟高加索，以便跟那裡的宣教士商量東土耳其斯坦的宣教計劃。然而，因為霍亂流行這次行程便被取消了。130於是，憑藉宣教狂熱者何傑在喀什葛爾走馬觀花式的短暫停留而隨意寫出的經歷報告—再沒有別的了—大會決定在那裡開展宣教事工。要是這個決定更加有事實依據的話，宣教士們就可以更多地了解他們從事的事業是怎樣的條件和狀況。那麼開始幾年的挫折就不會那麼辛酸了。
114 The Missionsforbundet，1899，112頁f
115 同上。
116 訪談Jacob Stephen，1970年7月6日。
117 Lundahl，1917，302頁ff。Westman，1949，57頁f
118 Deasy，1901，302頁f。Skrine-Nightingale，1973，303頁。
119 Lundahl，1917，303頁
120 Westman，1934，649頁，Platt，1966，26頁，Bonniers Lexikon band 2，Stockholm 1961。義和拳人的迷信和宗教觀念使得他們對宣教士特別敵視。然而共產主義歷史研究並沒有把義和拳起義看作是有宗教色彩的，而是把它看作是未來大革命的先驅運動。此外他們被看成是反帝國主義的。—西方勢力的報復非常兇猛。德國的威廉皇帝派遣了一支2萬人的軍隊前往中國，出發的時候，將士們得到以下命令：「記住，當你們遇到敵人時，不要饒任何人，不要取一個戰俘。使用你們的武器，讓一千年內沒有一個中國人敢斜眼看一下一個德國人。為永久的文明鋪平道路吧。」（Blomqvist-Lindstrom-Oden，1967，47頁）—聖潔會（Helgelseforbundet）派往中國的10名宣教士全部被義和拳所殺。（Fredberg，1939，156頁ff，Jacobsson-Oberg，1902，96頁ff。Ekberg，1948，127頁中給出的信息是錯誤的。）屬於「聯合差會（Alliansmissionen）」的瑞典人也遭殺戮。然而，這並不是瑞典聯合會，因為當時它還沒有在中國開始傳教。所以本書中寫到的「聯合差會」或類似的提法指的是所謂的「辛普森差會（Simpsons mission）」，就是當今的「基督教宣道會（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Alliansmissionen的差會秘書，Eskil Albertsson致Hultvall，1978年6月14日，Jacobsson-Oberg，1902，13頁）「聯合差會」也代表了美國聯合差會或北歐聯合差會。它的領導人是佛瑞德里克•佛蘭森（Fredrik Franson）。1893年，這個差傳組織向中國派遣了約30名瑞典人。其中有14人，許多還是孩子，在義和拳起義中殉道。（Ekberg，1948，128頁。Jacobsson-Oberg，1902，17頁ff）在他的《外國魔鬼De frammande djavlarna》（奧斯陸，1977）一書中，Tore Zetterholm描寫了一些聖潔會和聯合差會的殉教士。當寫到「聯合差會」時，他說的其實是美國的「北美瑞挪會（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或「弗蘭森差會（Franson Mission）」。—MCCS在中國內地湖北的宣教工場在義和拳運動中逃過一劫。然而有一個宣教站被燒為平地，但沒有宣教士被殺。宣教士們一致認為最安全的辦法是暫時離開中國，於是去了日本的長崎暫避。（Palmaer，1940，72頁）
121 Fleming，1960，242頁。Bredberg，1954，212頁
122 Hogberg，1910，11頁f
123 Larson，1924，17頁
124 Lundahl，1917，525頁
126 Latourette，1944，335頁
127 Hogberg，1927，52頁
128 Lundahl，1917，547頁，Palmaer，1946，58頁，Ekman，1903，89頁
129 Palmaer，1938，17頁
130 同上，1942，19頁，高加索爆發流行性霍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