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漢人的普通生活在上面已經部分描述過。上面標題的「日常生活」主要關注的是穆斯林，這個絕大多數群體。在他的《亞洲脈搏The Pulse of Asia》一書中，亨廷頓（Huntington）教授分別列出了這個民族的好性格和壞性格。好的方面他提到了善良、快樂、好客、有禮貌、有耐心和知足而樂。不好的方面比如有膽小、不誠實、懶散、缺乏主動性、對別人的困苦漠不關心、不道德。60

所有這些優缺點宣教士們都體味過。的確這裡人們的衛生習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即使這些事情是重要的，這當然跟西方人的衛生習慣完全不同。一個準備為宣教士工作的年輕女孩被告知，「盡可能地乾淨，這些人甚至在說過髒話之後都會漱口。」61然而，亞洲人自己卻認為骯髒的是西方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突厥人曾經寫道，「他們似乎從來學不會怎麼用手指去吃東西」。62

然而缺乏道德修養比不講衛生更加糟糕。從宣教的早期階段起宣教士們的敘述中就有許多例子說這些人不誠實、喜歡小偷小摸、不可靠和懶惰。63其他人也講到了同樣的事情。比如艾拉•賽克斯（Ella Sykes）寫到一個差會僱用的女孩的事情。有一天，她從宣教士的住處搬走了植物盤，拿到集市上賣掉了。64紹姆貝格（Schomberg）有一天在葉爾羌碰到一些男男女女坐在一堵牆上吃瓜。三十六小時之後，在他回去的路上，他看到同一堵牆上同樣的人還坐在那裡吃瓜。65

在寄回家的一封信中，阿道夫•博林（Adolf Bohlin）寫道，「沒有道德到無法形容」。吸食鴉片是個普遍的現象，在鎮裡的大街小巷，總有成群的道德隨便的女人。66這些妓女只能服務於其他宗教的男人，穆斯林群體完全抵制這些東西。因為都知道她們是跟外國人和漢人結交的，所以她們甚至不允許埋葬在穆斯林的埋葬區。67

「賭博狂潮」－狂熱的激情－害慘了許多人，從高官到乞丐都包括。有時來到差會醫院尋求幫助的人，當問及他們的職業時，會公開說「賭徒」。典當行經常在賭窩旁撐起帳篷。「賭徒們一件接一件地將衣服遞給典當行，以換取稍縱即逝的賭資。」68曼納海姆（Mannerheim）說，「賭博的風氣在這裡猖獗得令人難以置信」。每一個大街的角落，每一個後院，每一條小巷都能見到有人在賭。曼納海姆繼續說，不管是高官顯貴，還是普通人，不管是系著沉重鐵棒或木樑的囚犯，還是衣衫襤褸的乞丐，所有人都分享著賭博的激情69。

宣教士們無法接受的事情是有許多原因的。人們當中每日的壞習慣有影響到宣教士的情況，部分是由於他們是外國人。他們對外國人天生就不信任。荷格伯寫道，「一個從別鎮或別地來的人永遠會被看作是個陌生人。對於歐洲人不被看作陌生人是何等的困難？」70然而，穆斯林對宣教士們的厭惡還主要源自於他們的信仰。宣教士們是勸人改變信仰的搗亂者，幾乎不能期望有任何其他的反應。何況東方人和瑞典宣教士之間還有巨大的道德和法律問題方面的差別。有數百年基督教傳統，加上在瑞典自由教會虔誠主義下特別撫育的西方人遭遇到對基督教信仰和道德規範一無所知而且嚴格在完全一種不同傳統下帶大的東方人。這些有缺點和罪惡的人不正是宣教士們想要差傳的對象嗎？當遭遇到人們的無知與不誠信時，荷伯格感覺有點氣餒，他經常對自己說，「要是這裡的每個人都好，都高尚，都真誠，那我就沒必要在這裡了。」71

人們日常的習慣在很多情況下完全不是因為反宣教士，而是源於他們的生活條件。英國拓傳者楊哈斯本（F. E. Younghusband）在十九世紀末來到喀什葛爾，他認為這裡人們的惰性和缺乏主動性跟社會本身有關。人們不用付出太多特別的努力就能生存。他們過著平靜甚至快樂的生活，沒有甚麼煩心的事。72奧雷爾•斯坦因（Aurel Stein）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說，東土耳其斯坦的人經常被認為悠閑庸懶，缺乏主動性，但形成這些性格特徵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稀疏。沒有競爭，就沒有促使人們去努力的緊迫感。荷伯格指出，「如何做到收支平衡，如何進一步發展，這種在別處明顯可見的奮鬥和擔憂，在這裡卻完全看不到。」73

吸食鴉片的習慣是可悲可嘆的，基本上是毀滅性的。埃莉諾•拉蒂摩爾說，「在公務人員當中吸鴉片似乎可看作是個高雅的嗜好，但如果吸煙者是跑運輸的人，靠他去別地的人，比如馬車伕，在馬上載著人的行李，或作為嚮導，那情況可慘了。」74喀什葛爾宣教站的隔壁有個大蓬屋，那裡就是一個吸毒窩。城牆上一個洞使得鴉片交易更加便利。75鴉片是從俄羅斯的土耳其斯坦和阿富汗走私進來的。76一個來自喀什葛爾的年輕人說起他吸鴉片的個人體驗，「它會給你無法形容的快感，但同時它很快會讓你上癮，把你從一個正常人變成一個甚麼事都不管的半個瘋子。」77

從差會早期起，已經敘述過一些經歷和印象。然而到了這時期的末期，宣教士們可以描述了許多人態度的改變。但在早期的十幾年裡，他們也遇到過個別的亞洲人很慷慨、真誠和忠實。其中有一個叫古希姆•阿昆（Quasim Akhun）的就是這樣的人。拉奎特講了關於他的一個故事。古希姆住在喀什葛爾。他的家庭是最富裕和顯赫的家庭之一，經營著各路大買賣。古希姆的兩個叔叔去過莫斯科、君士坦丁堡和柏林，還有巴黎做生意。為了讓古希姆了解西方的教育和發展，他被送到了君士坦丁堡。在那裡他跟一個在許多方面都跟基督教信仰很接近的穆斯林做了好朋友。通過這個朋友，古希姆漸漸接觸美國的差傳學校，並很快成為了他們的學生。後來他轉到了貝魯特繼續他在那裡基督教學院的學習。當這個事實被古希姆在喀什葛爾的家裡人知道之後，他被命令立即回家為他的基督教興趣做出解釋。這事發生在1913年。一回到家，他就給君士坦丁堡的朋友寫了一系列的信，告訴朋友他的家人怎樣對待他，他在東土耳其斯坦的生活情況，節日和平常日的情況，還有關於宗教狀況等等。這些信被拉奎特翻譯成了瑞典語，只不過到1975年才出版，是在加納•嘉林翻譯成英語並加注釋之後，加納•嘉林還插敘了古希姆跟喀什葛爾瑞典差會之間的關係。古希姆的家人一度對差會持拒絕態度，直到有一天疾病迫使他們求助於差會醫院，才改變他們的態度。在那裡獲得的幫助使他們對差會有了無比的信任。78

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這裡必須講一下：婦女的情況。在東土耳其斯坦對婦女來說，婚姻是極其重要的。一個女人靠婚姻來拯救。為此，父母們在他們女兒還是小孩時就開始為她們尋找丈夫。有一個未嫁出去的女兒被認為是件丟臉的事情。一個到了15－16歲的女孩如果還沒有結婚就會被看作是「過熟」了。79許多情況下，這些娃娃親到後來證明是失敗的。宣教士講過許多不少年輕女孩遭受這樣的悲劇故事。古希姆•阿昆講述了他自己如何勉強逃脫了這樣的婚姻。在絕望中，他求助於一個設法勸服家長改變其想法的宣教士。之後，古希姆談及宣教士時說了下面的話，「這些人是從哪裡得到凌駕於我們之上的權柄的？」80

一個女人只可以有一個丈夫，而一個男人則允許最多同時有四個妻子。然而他允許娶無數個「尋歡作樂的妻子」。81這樣的婚姻要經過毛拉的批准，期限可以是二十四小時、一周，一月或更長時間。82據摩恩說，差會有一個雇工有過三十五位妻子。83拉蒂摩爾女士說到了另一個男子有六十位妻子，「仍然充滿生命的活力」。84

離婚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就不足為奇了。但也有例外。有一天，一對已婚的夫婦來到葉爾羌的差會醫院。他們為丈夫的白內障尋求幫助，他的妻子像好夥伴一樣陪著他，並照料他。他們已經結婚三十年了。85

新婚和隨後的離婚是如此的普遍，以至於毛拉們在證婚的時候同時頒發離婚許可證。86結婚和離婚一次接著一次：有的男人婚姻次數高達300次。87丈夫可以不講理由地拋棄妻子。有的丈夫去麥加朝覲，一去不回。諾德奎斯特（Hilda Nordqvist）講了一個丈夫家庭之父去麥加一去不回的例子。在他啟程前就將家裡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賣了。他需要這筆錢做盤纏。88他的妻子和孩子無依無靠地留在家，丈夫再也沒有回來。

一個女人價值的起伏是根據她的生育能力而定的。89至於其他方面，她應該做她丈夫順從的僕人。曼納海姆證實了這點，「一個女人的作用完全是順從。她的活動範圍完全只限於家庭。」90然而，倘若她是第一個妻子，她可以在家庭裡行使某些權力。91

在有錢人的閨房裡，同時有幾個妻子，吵吵鬧鬧爭風吃醋的事常常發生。為了傷害她們的競爭對手，妻子們相信可以借助於巫術。她們到集市上買來毒藥以害死彼此。甚至有女人來到差會醫院要求買「毀滅性的藥。」92

未婚女人的角色，如果可能的話，甚至更加艱難。經常可看見她們站在聖人的聖壇邊，大聲地祈求安拉賜給她們丈夫和孩子。93如果沒有出路了，這些穆斯林女人甚至會嫁給異教徒，不論是俄羅斯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印度人或漢人。94宣教士們理解女人的處境。如果她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結婚，從而拯救她的靈魂得永恆的福祐，那也是可以理解的。考慮到東土耳其斯坦的背景，拉奎特甚至猶豫要不要譴責一夫多妻制。95

由於這個地方人們看待婦女的眼光問題，差會陷入了困境。有幾個女宣教士還沒有結婚，人們看她們的眼光就像服務於男人的妓女一樣。96

男女亂交的結果就是性疾病的氾濫。97許多孩子一生下來就遺傳了這樣的性病。差會的衛生醫療所一旦建立起來，有這種問題的病人就得醫治。宣教士們在這個領域受過特別的培訓。

有錢人的妻子都包裹得嚴嚴實實。這意味著除了黑袍之外，她們還要在臉上蒙一塊黑面紗。她們很少被允許出去走動，除非晚上在黑暗中可以坐在馬車裡出去溜達一下。98然而，窮人的妻子可以不戴面紗在街上走。99她們甚至有人完全沒有遮掩地在集市上做事。100在葉爾羌比在喀什葛爾更能經常見到沒有遮面的婦女。這可能是因為葉爾羌更多地被漢人控制著。101

60 Huntington，1907，225頁ff
61 Sykes，1920，44頁和53頁
62 Jarring，1975，39頁
63 Backlund給Ekman，1902年8月14日。Larson，1914，19頁。The Missionsforbundet，1906，6頁。1911，119頁。宣教記載1921，170頁。Albert Andersson給Sjoholm，1908年9月29日。Oskar Hermansson給董事局，1910年1月31日。
64 Sykes，1920，53頁
65 Schomberg，1933，114頁
66 Bohlin給董事局，1908年7月4日
67 Hogberg-Ahlbert，1925，223頁
68 MCCS 1905年報，141頁ff。The Ungdomsvannen，1907，125頁f
69 Mannerheim，1940，82頁
70 MCCS 1897年報，96頁f
71 Hogberg，1915，39頁
72 Younghusband，1896，171頁。Etherton，1923，98頁。
73 Macartney，1909，21頁。Grenljuset，卷11，1898，76頁。
74 Lattimore，1935，175頁
75 Etherton 1926，267頁
76 Ambolt，1935，90頁。Skrine，1926，40頁。
77 Jarring，1975，40頁。
78 同上，31頁ff。例如Palmberg講關於一個保姆的忠心和可靠值得最高的名聲（V. P. 1961年2月14日）
79 Lundahl，1917，219頁
80 Jarring，1975，35頁f
81 Edsman，1971，163頁
82 Hogberg，1925，23頁
83 Palmaer，1942，82頁
84 Lattimore，1927，224頁
85 Palmaer，1942，158頁
86 Sykes，1920，65頁
87 Lundahl，1917，306頁
88 Barnavannen，1914，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