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汉人的普通生活在上面已经部分描述过。上面标题的「日常生活」主要关注的是穆斯林，这个绝大多数群体。在他的《亚洲脉搏The Pulse of Asia》一书中，亨廷顿（Huntington）教授分别列出了这个民族的好性格和坏性格。好的方面他提到了善良、快乐、好客、有礼貌、有耐心和知足而乐。不好的方面比如有胆小、不诚实、懒散、缺乏主动性、对别人的困苦漠不关心、不道德。60

所有这些优缺点宣教士们都体味过。的确这里人们的卫生习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是重要的，这当然跟西方人的卫生习惯完全不同。一个准备为宣教士工作的年轻女孩被告知，「尽可能地干净，这些人甚至在说过脏话之后都会漱口。」61然而，亚洲人自己却认为肮脏的是西方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突厥人曾经写道，「他们似乎从来学不会怎么用手指去吃东西」。62

然而缺乏道德修养比不讲卫生更加糟糕。从宣教的早期阶段起宣教士们的叙述中就有许多例子说这些人不诚实、喜欢小偷小摸、不可靠和懒惰。63其他人也讲到了同样的事情。比如埃拉?赛克斯（Ella Sykes）写到一个差会雇用的女孩的事情。有一天，她从宣教士的住处搬走了植物盘，拿到集市上卖掉了。64绍姆贝格（Schomberg）有一天在叶尔羌碰到一些男男女女坐在一堵墙上吃瓜。三十六小时之后，在他回去的路上，他看到同一堵墙上同样的人还坐在那里吃瓜。65

在寄回家的一封信中，阿道夫?博林（Adolf Bohlin）写道，「没有道德到无法形容」。吸食鸦片是个普遍的现象，在镇里的大街小巷，总有成群的道德随便的女人。66这些妓女只能服务于其他宗教的男人，穆斯林群体完全抵制这些东西。因为都知道她们是跟外国人和汉人结交的，所以她们甚至不允许埋葬在穆斯林的埋葬区。67

「赌博狂潮」－狂热的激情－害惨了许多人，从高官到乞丐都包括。有时来到差会医院寻求帮助的人，当问及他们的职业时，会公开说「赌徒」。典当行经常在赌窝旁撑起帐篷。「赌徒们一件接一件地将衣服递给典当行，以换取稍纵即逝的赌资。」68曼纳海姆（Mannerheim）说，「赌博的风气在这里猖獗得令人难以置信」。每一个大街的角落，每一个后院，每一条小巷都能见到有人在赌。曼纳海姆继续说，不管是高官显贵，还是普通人，不管是系着沉重铁棒或木梁的囚犯，还是衣衫褴褛的乞丐，所有人都分享着赌博的激情69。

宣教士们无法接受的事情是有许多原因的。人们当中每日的坏习惯有影响到宣教士的情况，部分是由于他们是外国人。他们对外国人天生就不信任。荷格伯写道，「一个从别镇或别地来的人永远会被看作是个陌生人。对于欧洲人不被看作陌生人是何等的困难？」70然而，穆斯林对宣教士们的厌恶还主要源自于他们的信仰。宣教士们是劝人改变信仰的捣乱者，几乎不能期望有任何其他的反应。何况东方人和瑞典宣教士之间还有巨大的道德和法律问题方面的差别。有数百年基督教传统，加上在瑞典自由教会虔诚主义下特别抚育的西方人遭遇到对基督教信仰和道德规范一无所知而且严格在完全一种不同传统下带大的东方人。这些有缺点和罪恶的人不正是宣教士们想要差传的对象吗？当遭遇到人们的无知与不诚信时，荷伯格感觉有点气馁，他经常对自己说，「要是这里的每个人都好，都高尚，都真诚，那我就没必要在这里了。」71

人们日常的习惯在很多情况下完全不是因为反宣教士，而是源于他们的生活条件。英国拓传者杨哈斯本（F. E. Younghusband）在十九世纪末来到喀什葛尔，他认为这里人们的惰性和缺乏主动性跟社会本身有关。人们不用付出太多特别的努力就能生存。他们过着平静甚至快乐的生活，没有甚么烦心的事。72奥雷尔?斯坦因（Aurel Stein）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东土耳其斯坦的人经常被认为悠闲庸懒，缺乏主动性，但形成这些性格特征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稀疏。没有竞争，就没有促使人们去努力的紧迫感。荷伯格指出，「如何做到收支平衡，如何进一步发展，这种在别处明显可见的奋斗和担忧，在这里却完全看不到。」73

吸食鸦片的习惯是可悲可叹的，基本上是毁灭性的。埃莉诺?拉蒂摩尔说，「在公务人员当中吸鸦片似乎可看作是个高雅的嗜好，但如果吸烟者是跑运输的人，靠他去别地的人，比如马车夫，在马上载着人的行李，或作为向导，那情况可惨了。」74喀什葛尔宣教站的隔壁有个大蓬屋，那里就是一个吸毒窝。城墙上一个洞使得鸦片交易更加便利。75鸦片是从俄罗斯的土耳其斯坦和阿富汗走私进来的。76一个来自喀什葛尔的年轻人说起他吸鸦片的个人体验，「它会给你无法形容的快感，但同时它很快会让你上瘾，把你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甚么事都不管的半个疯子。」77

从差会早期起，已经叙述过一些经历和印象。然而到了这时期的末期，宣教士们可以描述了许多人态度的改变。但在早期的十几年里，他们也遇到过个别的亚洲人很慷慨、真诚和忠实。其中有一个叫古希姆?阿昆（Quasim Akhun）的就是这样的人。拉奎特讲了关于他的一个故事。古希姆住在喀什葛尔。他的家庭是最富裕和显赫的家庭之一，经营着各路大买卖。古希姆的两个叔叔去过莫斯科、君士坦丁堡和柏林，还有巴黎做生意。为了让古希姆了解西方的教育和发展，他被送到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跟一个在许多方面都跟基督教信仰很接近的穆斯林做了好朋友。通过这个朋友，古希姆渐渐接触美国的差传学校，并很快成为了他们的学生。后来他转到了贝鲁特继续他在那里基督教学院的学习。当这个事实被古希姆在喀什葛尔的家里人知道之后，他被命令立即回家为他的基督教兴趣做出解释。这事发生在1913年。一回到家，他就给君士坦丁堡的朋友写了一系列的信，告诉朋友他的家人怎样对待他，他在东土耳其斯坦的生活情况，节日和平常日的情况，还有关于宗教状况等等。这些信被拉奎特翻译成了瑞典语，只不过到1975年才出版，是在加纳?嘉林翻译成英语并加注释之后，加纳?嘉林还插叙了古希姆跟喀什葛尔瑞典差会之间的关系。古希姆的家人一度对差会持拒绝态度，直到有一天疾病迫使他们求助于差会医院，才改变他们的态度。在那里获得的帮助使他们对差会有了无比的信任。78

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必须讲一下：妇女的情况。在东土耳其斯坦对妇女来说，婚姻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女人靠婚姻来拯救。为此，父母们在他们女儿还是小孩时就开始为她们寻找丈夫。有一个未嫁出去的女儿被认为是件丢脸的事情。一个到了15－16岁的女孩如果还没有结婚就会被看作是「过熟」了。79许多情况下，这些娃娃亲到后来证明是失败的。宣教士讲过许多不少年轻女孩遭受这样的悲剧故事。古希姆?阿昆讲述了他自己如何勉强逃脱了这样的婚姻。在绝望中，他求助于一个设法劝服家长改变其想法的宣教士。之后，古希姆谈及宣教士时说了下面的话，「这些人是从哪里得到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柄的？」80

一个女人只可以有一个丈夫，而一个男人则允许最多同时有四个妻子。然而他允许娶无数个「寻欢作乐的妻子」。81这样的婚姻要经过毛拉的批准，期限可以是二十四小时、一周，一月或更长时间。82据摩恩说，差会有一个雇工有过三十五位妻子。83拉蒂摩尔女士说到了另一个男子有六十位妻子，「仍然充满生命的活力」。84

离婚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但也有例外。有一天，一对已婚的夫妇来到叶尔羌的差会医院。他们为丈夫的白内障寻求帮助，他的妻子像好伙伴一样陪着他，并照料他。他们已经结婚三十年了。85

新婚和随后的离婚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毛拉们在证婚的时候同时颁发离婚许可证。86结婚和离婚一次接着一次：有的男人婚姻次数高达300次。87丈夫可以不讲理由地抛弃妻子。有的丈夫去麦加朝觐，一去不回。诺德奎斯特（Hilda Nordqvist）讲了一个丈夫家庭之父去麦加一去不回的例子。在他启程前就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他需要这笔钱做盘缠。88他的妻子和孩子无依无靠地留在家，丈夫再也没有回来。

一个女人价值的起伏是根据她的生育能力而定的。89至于其他方面，她应该做她丈夫顺从的仆人。曼纳海姆证实了这点，「一个女人的作用完全是顺从。她的活动范围完全只限于家庭。」90然而，倘若她是第一个妻子，她可以在家庭里行使某些权力。91

在有钱人的闺房里，同时有几个妻子，吵吵闹闹争风吃醋的事常常发生。为了伤害她们的竞争对手，妻子们相信可以借助于巫术。她们到集市上买来毒药以害死彼此。甚至有女人来到差会医院要求买「毁灭性的药。」92

未婚女人的角色，如果可能的话，甚至更加艰难。经常可看见她们站在圣人的圣坛边，大声地祈求安拉赐给她们丈夫和孩子。93如果没有出路了，这些穆斯林女人甚至会嫁给异教徒，不论是俄罗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印度人或汉人。94宣教士们理解女人的处境。如果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结婚，从而拯救她的灵魂得永恒的福佑，那也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东土耳其斯坦的背景，拉奎特甚至犹豫要不要谴责一夫多妻制。95

由于这个地方人们看待妇女的眼光问题，差会陷入了困境。有几个女宣教士还没有结婚，人们看她们的眼光就像服务于男人的妓女一样。96

男女乱交的结果就是性疾病的泛滥。97许多孩子一生下来就遗传了这样的性病。差会的卫生医疗所一旦建立起来，有这种问题的病人就得医治。宣教士们在这个领域受过特别的培训。

有钱人的妻子都包裹得严严实实。这意味着除了黑袍之外，她们还要在脸上蒙一块黑面纱。她们很少被允许出去走动，除非晚上在黑暗中可以坐在马车里出去溜达一下。98然而，穷人的妻子可以不戴面纱在街上走。99她们甚至有人完全没有遮掩地在集市上做事。100在叶尔羌比在喀什葛尔更能经常见到没有遮面的妇女。这可能是因为叶尔羌更多地被汉人控制着。101

60 Huntington，1907，225页ff
61 Sykes，1920，44页和53页
62 Jarring，1975，39页
63 B?cklund给Ekman，1902年8月14日。Larson，1914，19页。The Missionsf?rbundet，1906，6页。1911，119页。宣教记载1921，170页。Albert Andersson给Sj?holm，1908年9月29日。Oskar Hermansson给董事局，1910年1月31日。
64 Sykes，1920，53页
65 Schomberg，1933，114页
66 Bohlin给董事局，1908年7月4日
67 H?gberg-Ahlbert，1925，223页
68 MCCS 1905年报，141页ff。The Ungdomsv?nnen，1907，125页f
69 Mannerheim，1940，82页
70 MCCS 1897年报，96页f
71 H?gberg，1915，39页
72 Younghusband，1896，171页。Etherton，1923，98页。
73 Macartney，1909，21页。Grenljuset，卷11，1898，76页。
74 Lattimore，1935，175页
75 Etherton 1926，267页
76 Ambolt，1935，90页。Skrine，1926，40页。
77 Jarring，1975，40页。
78 同上，31页ff。例如Palmberg讲关于一个保姆的忠心和可靠值得最高的名声（V. P. 1961年2月14日）
79 Lundahl，1917，219页
80 Jarring，1975，35页f
81 Edsman，1971，163页
82 H?gberg，1925，23页
83 Palmaer，1942，82页
84 Lattimore，1927，224页
85 Palmaer，1942，158页
86 Sykes，1920，65页
87 Lundahl，1917，306页
88 Barnav?nnen，191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