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我有責任談一談我所預料的針對本書提出的觀點而引發的一些可能的辯論和異議。本章中，我將談論一下我個人考慮過的一些潛在的困難，並分享一下我為甚麼覺得它們很容易得到解決。實際上，一些挑戰可能實際上更有助於理解聖經上所說的那些事情是如何展開的。
妄下結論
在基督教歷史上，在許多基督徒眼裡，似乎任何他們的敵人或任何魔王都被看為敵基督和他的體系。許多新教徒曾經指－有些人仍然指－教皇為敵基督的最有可能人選。更近一些的推測的範圍從戈爾巴喬夫到薩達姆侯賽因，再到查爾斯王子。有相當一段時間以來，共產主義因為其無神論的學說而成為許多人最喜歡的敵基督體系。在歐洲聯盟成立之前，許多人猜測當歐洲聯盟的成員國達到十個的時候，那敵基督將理所當然地作為「復興的羅馬帝國」的統治者身份出現。在暢銷小說《末日迷蹤Left Behind》系列中，是羅馬尼亞的一位政治家Nicoloae Carpathia扮演著敵基督的角色。這些年來基督徒所有的各種未露面的和滑稽的猜想簡直可以寫成一整本書了。實際上，真的寫過這樣一本書。
威斯康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Paul Boyer寫了一本名為《當時間不再來When Time Shall Be No More》1的書，此書雖寫得尖銳刻薄，但內容豐富旁徵博引，書中他深刻地探究了整個教會歷史上的前千禧年信仰。Boyer成功地論證了某些基督徒容易再三受騙與草率性急的特點，這些人總是經常對敵基督或其體系的鑒定太過快速地妄下結論。在我們這個時代，我斗膽要說的是，一些以末日論研究為職業的老師們關於敵基督及其體系的認定問題而進行的猜想和推測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變成了一種運動和一項產業了。
所以也許有人會質問我了，「你不是做著同樣的事情嗎？－你不也是把今天的壞傢伙（伊斯蘭）看作並歸入敵基督體系嗎？」我並不這樣認為。為甚麼這麼說呢？因為我並沒有想方設法來怎樣把伊斯蘭鑒定為一個敵基督體系，而是想方設法跟穆斯林做朋友並漸漸去了解伊斯蘭。而且我仍然愛著穆斯林。但在我了解並密切接觸伊斯蘭的旅程中，本書涉及的一些內容是逼得我不得不寫出來的。我在本書中得出的結論並不是憑借任何負面的感情或帶有偏見的看法，而是憑借信息本身來說話的。而且，問題的簡單事實就是總有一天敵基督體系將會出現。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只想著尋找別的方法以免成為下一個上當而錯誤地鑒別敵基督的基督徒呢？當事情真正發生的時候，教會是不是允許因為害怕而眼睜睜地遮蓋起她的辨別力呢？
有些人向我指伊斯蘭是敵基督體系背後的主要驅動力這個說法提出挑戰，在這一點上，我對這些人的回應，是挑戰他們按聖經證明為甚麼不是。聖經中所描述的敵基督的精神和體系有甚麼方面不是跟伊斯蘭的精神和教義一致的呢？這裡呈現的論據中有甚麼缺陷呢？如果不是伊斯蘭，那又會是其他甚麼體系能符合聖經所羅列的這長長的履行這種角色所必需的要求呢？
從根本上講，本書的目的並不是盡一切所能地去證明一個觀點，而僅僅是給教會呈現這個信息。我認為在這樣做的過程中，我已經在神面前完成了我的責任，即警醒教會注意這個不可否認的令人吃驚的信息。本書說到底是叫讀者認真讀讀聖經並且誠懇禱告，以研究和思考一下這些事情是不是如書中所講。如果是的話，那許多其他人將可以跟隨他們自己的洞察力來認識它們，並可以在這裡呈現的內容的基礎上補充進去。當然，世界的發展也將會繼續鞏固和加強這個理論。不要把這個信息看作是某種形式的末日瑣事，也不要把它看作是僅僅為滿足我們知識份子好奇心的一些有趣的信息，我呼籲每一位讀者把這個信息當作是保持常常禱告和時刻警惕的警鐘。我們生活的日子都強烈的需要對禱告和警醒有勤勉的態度。我們所有人都需要認識到世界在自然方面和屬靈方面的發展。如果曾經存在過要求這麼高度清醒的一天，那現在的日子就是這樣子的。
現在我們轉向本書觀點中可能存在的「漏洞」：
敵基督自己要求被崇拜
對於說伊斯蘭體系將履行敵基督體系這一說法最強烈的反對論據也許就是這個事實：不管這兩者之間所有的這些特定的相同或相似之處，一個簡單的事實就是敵基督要求個人崇拜而伊斯蘭顯然不允許崇拜任何人。確實這是伊斯蘭給基督教出的大難題。雖然我只是推測，但我相信對這個未來場景深思熟慮的考證能夠消除任何試圖否定伊斯蘭是敵基督體系的疑問。
第一點必須記住的是雖然敵基督在他七年統治期的頭一半會成就很多事情，但他實際上並沒有要求別人來拜他，直到七年中期之後。直到敵基督取得了幾次重要的軍事勝利和獲得了大規模的效忠之後，他才會侵略以色列並在耶路撒冷聖殿樹立他的權柄。使徒保羅解釋說正是在那個時候，敵基督才「坐在神的殿裏，自稱是神」（帖撒羅尼迦後書2：4）。保羅說，也是在這個時候，「就是沈淪之子，顯露出來」（帖撒羅尼迦後書2：3）。雖然許多有識別力的基督徒都在這時已經認知到敵基督，但是直到聖經說的「星期」或七年中間的時候他才會完全「顯露出來。」
我們應該了解，敵基督不會要求人來拜他，直到他被全球所公認並被伊斯蘭世界接受為馬赫迪的事實完全出現之後。伊瑪目、毛拉、酋長、和阿亞圖拉們；所有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層都將效忠於馬赫迪。在這個時間點之後否認他的話就是對伊斯蘭終極的恥辱。伊斯蘭在全球裏都在經歷其最大的翻身和達到頂峰。在這難以置信的興奮當中，突然宣佈並承認一個絕對邪惡的騙子欺騙了整個伊斯蘭世界將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一旦欺騙發生了，就不可能收回了。欺騙的鉤子將一直埋伏著。
這裡也有另一些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在整個這段時間裡，伊斯蘭世界認為是耶穌的假先知將作為敵基督顯奇能異事的「項目執行經理」。如使徒保羅所說：
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旦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跡，和一切虛假的奇事，並且在那沉淪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為他們不領受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故此，神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使一切不信真理，倒喜愛不義的人，都被定罪。（帖撒羅尼迦後書2：9-12）
所以馬赫迪/敵基督的追隨者們精神上已經深陷欺騙當中了。這種欺騙建立在幾種因素共同作用的基礎上，包括一些非常強有力的心理上的驅動力和保羅上面所描述的屬靈層面。因為「他們不領受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故此，神就給他們一個生發錯誤的心，叫他們信從虛謊。」這句話一語中的。是神給出的錯覺。因為他們已經拒絕了神，神便親自使得他們深信他們自己錯誤的決定。這種方式跟神硬化法老的心以便讓他為祂的以色列民成就祂的目的非常類似。的確，法老的埃及在這個意義上講就是未來敵基督追隨者的一個預兆。
聖經還給了我們一個暗示，說有一種強大的錯覺引起世人對敵基督的敬畏。他被說成是經歷了某種致命的頭部傷害，然而又活過來了。這似乎跟耶穌的死和復活有點相似。在啟示錄中使徒約翰向我們描述了這次致命的頭傷：
我看見獸的七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死傷。那死傷卻醫好了。全地的人，都希奇跟從那獸。（啟示錄13：3）
假先知/穆斯林的耶穌當然會「大力弘揚」並好好利用這件大事情了：
他在頭一個獸面前，施行頭一個獸所有的權柄。並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傷醫好的頭一個獸。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從天降在地上。他因賜給他們權柄在獸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說，要給那受刀傷還活著的獸作個像。（啟示錄13：12-14）
這個「致命的頭傷」是甚麼還未看得出，但聖經用了兩種方式來描述它：一個是，它「好像」是致命的，下一處是它只簡單地稱為「致命的」。敵基督被特別描述為「那受刀傷還活著的獸」。無論這句話特指的是甚麼，無庸置疑的是它一定指的是某種形式的假跡象，敵基督/馬赫迪和假先知/假耶穌將利用這個假跡象來欺騙世人並俘獲他們的好奇心。耶穌指出作為祂在地上職事的最大證明的「跡象」就是祂的復活。敵基督作為基督的模仿者可能確實偽造了他自己假冒的復活，以回應這個歷世歷代中心性的救贖事件。
當然，這裡要考慮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在那個時候，那些不支持敵基督/馬赫迪或崇拜他的人在新的全球化強迫性的伊斯蘭律法之下將會被殺害。
又有權柄賜給他叫獸像有生氣。並且能說話，又叫所有不拜獸像的人都被殺害。（啟示錄13：15）
論到這一特別的時刻，耶穌說：
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來拿家裏的東西。在田裏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日。因為那時必有災難，從世界的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為選民，那日子必減少了。（馬太福音24：16-22）
很清楚，很多人將被殺害。很多人將不會接受也不會拜敵基督/馬赫迪。我相信在那時，很多的穆斯林將很有可能看見敵基督這個邪惡之人的真正面目，然後轉向真正的耶穌以得救。誰知道呢？
所以我們需要試圖去想像一下這整個的情景：敵基督/馬赫迪已經出現了。整個伊斯蘭世界同樣認可了他。伊斯蘭世界的大部份人他們整個的生命從心理上、教義上和精神上都被灌輸叫他們接受他，所以他們都支持他的事業並加入他的行列。他取得了幾次軍事勝利，勢力不斷壯大，在他的控制下他成了前所未有的世界領導者，擁有無可匹敵的軍事力量。地上的萬民都畏懼他，說「誰能比得過他，誰能與之交戰呢？」同時，伊斯蘭世界一直期待的另一個人穆斯林的耶穌也在場，他宣稱馬赫迪是安拉在那個時代的人。連同假耶穌那令人吃驚的強大的花言巧語的伎倆一起，他將行「各樣的假神蹟，假跡象和假異能」，來盡可能多地誘騙民眾。這些大跡象當中有一個似乎徹底讓天下人吃驚，就是敵基督經歷了某種形式的虛假的從死裡復活。他從「一次致命的頭傷」中痊癒。而且似乎這一切還不夠，敵基督繼續完成了一件穆斯林世界一直以來比任何其他一件可想像的事件都要更加期待和渴望的事情：他徹底打敗了以色列並從耶路撒冷建立了伊斯蘭哈里發政權。現在伊斯蘭翻身了！現在離它最後征服整個世界只有一步之遙了。在所有這一切欺騙舉動之中，現在正是馬赫迪投擲出最後一個曲線球的時候。跟基督教徒把耶穌看作是道成肉身的神那樣，馬赫迪現在也宣稱自己是安拉的化身，因而，他要求人來拜他。沒有哪部小說比這更扣人心弦了。
為了吸引進而誘騙他的受害者，撒旦經常用美好的東西來掩蓋他真正的身份。大多數情況下，撒旦的真正本質到最後會顯露出來。當顯露出來的時候，那是神絕對的憐憫。在這種情況下，神在給受騙的人機會讓他們看清一切掩飾背後惡魔的真面目。對一些人來說，欺騙的面具在這一生都不會摘下來。對於這些人，那就太遲了。但對於那些有機會看清一直擺佈他們之人背後真相的人來說，如我所說，那是神對他們生命的憐憫。當敵基督要求人來拜他的時候，他的真正身份將會顯露給許多人。面具將被摘下，許多的眼睛將被打開。然而，對許多人來說，相信馬赫迪和伊斯蘭合法性的一個全然的決定將壓倒他們。這些人寧願被捲入伊斯蘭本質的大欺騙當中，也不願承認自始至終是錯誤的。最奇怪的是，突然擺在他們面前的選擇將是崇拜那自稱為安拉化身的敵基督/馬赫迪，或者是轉向聖經的神耶和華的道成肉身的耶穌。伊斯蘭為了拒絕耶穌一貫堅持的所有借口－即安拉永遠不會變成一個人並就這樣地臨近我們－將被拿走。在允許馬赫迪「顯露」的時候，神會給伊斯蘭的追隨者顯出大憐憫。當敵基督顯露出來的時候，伊斯蘭將最後完全「揭開面紗」。這將是神的神奇能力的最後展現，將歷史上最恐怖的時刻轉變為眾人找到悔改的機會。祂要給他們在這個世上最後一個轉向耶穌的大機會。然而，在那個時候這樣做的話當然意味著一件事情：殉教。
許多許多的人在斷定穀。因為耶和華的日子臨近斷定穀。（約珥書3：14）
雖然神肯定地說允許那些被欺騙的人繼續蒙在欺騙裡，但我相信許多穆斯林到那時將看到真相，眾多的人那時將找到救贖而且可能殉教。的確，神的憐憫是強有力的。
沒有實現的跡象的問題
可能被提起的另一個反對意見就是沒有實現的跡象的問題。有些人可能會辯論說除非穆斯林看到了伊斯蘭天啟傳統的所有小跡象和大跡象，包括獨眼的達加爾或幾個其他重要的跡象都實現了，否則他們就不會接受一個假的馬赫迪。這個觀點也有幾分道理，但很容易解決。
首先，這裡起作用的主要因素就是聖訓傳統的通融性。例如，在考查有關達加爾的一些聖訓時，我們看到，雖然它們清楚說達加爾確實是「獨眼」，但對於是哪隻眼睛瞎了的問題聖訓並沒有一致的說法。有條聖訓說他是左眼瞎，而另有聖訓說他是右眼瞎。由於整個聖訓傳統的明顯的敗壞和不一致，所以聖訓很容易被忽視。當跟穆斯林討論起伊斯蘭的時候，我不計其數地親自發現了這個現實。一個穆斯林可能會引用某條聖訓作為證明他觀點的證據，不料在另一次的討論中卻否認同一聖訓的「確實性」。當某聖訓不適合穆斯林的觀點時，任何聖訓都可以被許多穆斯林隨意宣稱為不可靠的，同樣當在另一種場合下某聖訓適合他們的觀點時，任何聖訓又會被他們說成是完全可靠的。對於哪條聖訓是絕對有權威的，並沒有統一的認可意見。對於那些發現自己身陷伊斯蘭體系的人來說，聖訓傳統為幾乎任何反對伊斯蘭權威的辯論創造了絕好的「漏洞」。聖訓傳統的彈性為一個虛假宗教的興旺創造了完美的朦朧氣氛。那是一個欺騙者夢想成真的境界－讓它的追隨者呆在循環推理的迷霧裡而永遠意識不到它。
雖然我承認有些穆斯林一直期待各種跡象的實現，但只要馬赫迪出場了並為伊斯蘭的事業成就了所有我們討論過的這些事情，我真的不認為僅僅因為末日的一個或幾個特別的「跡象」沒有成真而使任何穆斯林去拒絕馬赫迪。簡而言之，當耶路撒冷落入敵基督之手時，幾乎沒有穆斯林會抗議的。
大多數基督徒可能理解這點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想像一下，如果耶穌從天上重回到地上並從耶路撒冷建立了祂對全世界的統治地位，那大部份基督徒會有怎樣的反應呢。想像一下，隨著耶穌從耶路撒冷祂的王位上教導聖經，幾乎整個世界都在變成基督教的世界會是甚麼樣子。想像一下所有事情的復興正漸漸發生－充滿著強大的超自然的修復，猶太人恢復了他們的彌賽亞，而且一切看起來是那麼的完美，我們會有甚麼反應呢。然而，在這個過程當中，從不出現一個敵基督或任何「災難」等等之類的東西。這樣的話，大部份的基督徒會拒絕耶穌嗎？或者他們是不是只會聳聳肩膀說「噢，我想我的末世論有點不準確」呢？我想我知道答案了。
這是一個極好的類比，因為馬赫迪在許多方面對穆斯林的意義正如耶穌對基督徒的意義那樣。我十分肯定在這樣一種場景下大部份基督徒都不會抗議，而是完全信奉耶穌，所以穆斯林也一樣，儘管缺少幾個其他確認的跡象，全世界的穆斯林還是會信奉敵基督/馬赫迪的。
結論
因此，雖然我覺得對於本書的主題肯定還會有其他的挑戰，但對於現在而言，我相信我們已經充份地解答了可能產生的兩個主要的異議。下一章中，我將對我們到目前為止所涉及到的信息分享一下我自己個人的分析和思考。
腳註：
Paul Boyer, When Time Shall Be No More: Prophecy Belief in Modern American Culture (Studies in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94)